国企改革前要算一笔总账！……

前天中国经济导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宋平同志在国家计委工作的那段日子》。里面回忆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第一次调整。

1978年国务院召开过一个经济务虚会，会上不仅提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华主席还很具体的提出要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装备技术，结果刚开始汇总了22个项目，大概需要外汇三四百亿美元，之后摊子越铺越大，外汇需求增加到了800亿美元。79年外汇储备一共8亿多美元，需求多，缺口大，直接导致第二年外汇储备见底变负数。

因此，投资计划要调整，那个时候中央要求停止所有的建设项目，国务院连续发了七八个文件，包括不能乱发奖金。刚打完了地基的宝钢也因此被强制停工。

当时宋平同志在计委主持工作，开始着手编制六五计划，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当时的总理同志出差到大连，宋平追着和他一块去，在路上说动他再增加200亿元，这样才把一些需要增加的重大项目安排进了“六五”、“七五”。

当时外汇主要来源是石油，国务院总理听说石油产量年产量一亿吨无望后，赶到医院看望因为犯错误而“被休息”的副总理康世恩，向他讨要年产一亿吨的良策。康世恩正是在跟总理的交谈中，提出了“年产一亿吨大包干”的想法，

“国家允许在一亿吨以外，石油部增产和节约的石油全部由石油部自行出口，筹措的资金作为国家对石油投入的补充，用于提升石油工人待遇和投资设备仪器”。

也因此意外拉开了80年代初期国企改革“大包干”、“让利放权”的序幕。大包干很明显来自农村的包产到户，80年代初城市改革落后于农村，于是就有个口号叫“包字进城，一包就灵”。但“大包干”提高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提升了国企的劳动生产率，让80年代的国企迎来了一波小阳春，国家的收入和外汇储备也节节升高。

但是这次国企改革停留在了提高企业积极性，却并没有解决国企产权不明晰的问题，后来不少地方都出现企业承包者和政府在利润留成上讨价还价的能力，比经营企业本身的能力更体现价值。而且由于短期承包，企业不愿意长期投资，甚至有掏空老本的行为。

虽然大包干只是历史一闪，不过它诞生的过程，算账之后，才发现不改革不行。

到了1995年，国家经委主任王忠禹在人大会议上也算过一笔账：国企富余人员约2400万人左右，按每年每人平均工资4000元算，每年就要支付工资960亿元，比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还多100亿元。

而截止到当年10月，全国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额较前一年同期又增长了20%，超过5%的国有企业长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涉及职工750万人，其中不少过期靠银行贷款发工资、交税、付利息。

1997年之前，国有企业每年要负担2740亿元的职工服务、社会事业、养老金等费用。而1997年1至9月份的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仅有226亿元。

王忠禹在发言中说，

“这些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这次算总账，是之后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的先声。

今天，国企算总账的时机又到了。10月24日星期三，国务院提交给人大的《2017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其中提到，去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83.5万亿元，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50.3万亿元，境外总资产是16.7万亿。

光看数字可能不直观，如果跟目前A股总市值30多万亿做个对比，就比较一目了然了，每天惹亿万人欢喜亿万人忧的A股，也不过是国有企业总资产的五分之一。

从数字看，确实可以很骄傲的说，国企改革40年，“成果大”、“家底厚”。但很多事情经不起算细账。国企的问题是摊子大，花钱的地方也多，除了为国家赚钱外，国企还有一堆政策性职能。

这一点在朱镕基时代的国企改革中就是“阻碍”，因此朱镕基时代的国企改革的杠杆之一就是帮国企“卸包袱”，比如裁撤冗员，剥离非经营性资产等。但最近十年来，国企的一些包袱没有减下去，另一些包袱还给加上了。

2014年，国资委和国务院研究中心做过一次摸底调研，结果发现，央企拥有的社会职能机构仍大概有8000多个，每年支出大概需要800亿元，地方国有企业每年在社会职能上的支出更是有1000亿元。

另外，这几年国企最重要的一个智能是“国有资产划拨社保”，按照社科院的数据，保守估计目前社保缺口已达到10万亿。中金公司曾做过测算：如果把国有企业股权每五年划拨10%给社保基金，到2030年划拨到40%后保持不变，那么分红收益折现后才可以基本抵消转轨成本。

除了给社保填缺口，国企这几年还有另外两项重要任务。一个是一带一路，一个是扶贫。商务部网站的文章说，与“一带一路” 相关的海外投资有六成是由国企进行的。而根据投资银行Grisons Peak的数据，去年我们光在海外港口项目的投资就将近100亿美元。

在扶贫上，国企更是给推到了“要承担更多扶贫开发任务”的位置，截止到去年仅央企在扶贫上累计完成的投决以及立项项目已经将近100个，涉及金额也超过了100亿元。

相比之下，国企上缴的利润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并不高，14年到16年，国企上缴利润分别占当年财政收入2%、4%、3%。

但特殊的负担，也可以是特殊的蜜糖。2011年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中提到：94年到06年，国家财政用于国企亏损的补贴超过3600亿元。而且财政补贴在97年那波国企改革后并没有停止，根据上市公司年报，2012年的时候，总共500多亿政府补贴，有七成流入国企。仅中石油一家，在2012年到2015年上半年之间，就获得政府补贴340多亿。

除了直接拿钱，国企还有各种隐性补贴。

社科院经济所的刘小玄曾提供一个数据：国有及控股企业实际利息率为0.016%，而个人及控股企业实际利息率为0.054%，按5.4%融资费率进行测算，国有企业在2001至2008年间利息少支付的费用为2.8469万亿元。除了资金优惠，国企还有土地优惠，国企手里握有划拨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如果以工业用地价格的3%计算，2001年-2008年国有企业应缴纳的地租大概接近3.5万亿。

《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总结说： 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少计算或者少缴纳成本总额加上补贴，包括少支付的利息、地租、资源租，以及亏损补贴，总计是6.4767万亿，远远大于当时国企4万多亿的企业利润总额。

而这还没有剔除掉垄断带来的竞争优势。

帐算完，其实就知道国企改革改了几十年，家底其实没多么厚，而包袱却还是很重。最近副总理、央行以及国资委都在密集高调的提国企改革，原因大概可以用周其仁的话来解释：中国的国企改革，差不多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全部。而这句话反过来理解，也可以说，国企改革停滞，差不多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停滞。

希望这次算总账，像前两次一样，能吹响推进国企混改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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