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打工:我是座上宾,母亲是佣人!…… – 分享日记

南下打工:我是座上宾,母亲是佣人!……

我和妈妈相互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雨中,没有说话。我再也不想在服装厂多待一分钟,哪怕今夜露宿街头,我也要带妈妈离开。

1998年的夏天,我加入南下打工的队伍,来到了广州。

家乡小镇一天一班到广州的绿皮火车已没有坐票,我与一群外出务工的老乡混在一起,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经过三天两夜漫长的硬扛,终于来到这个未知的城市。

同学张静来接我。正值酷暑难耐,见到她时,她的衬衫已经湿透,汗水还顺着脸往下滴,脚下的地面已是湿漉漉一片。带着同学重逢的喜悦,她说了一句:“你终于来了!”我也流着汗,有些不好意思,笑笑说:“给你添麻烦了。”

张静帮我提着行李,带我穿过广州火车站人流拥挤的广场,到流花车站上了去天河的班车,经过两小时的车程,总算到了她租住的地方。在这个屋顶阁楼上的小屋里,除了一张小床、一张小桌、一把小椅,已经没有了多余的空间。

到晚上睡觉时,我才发现了更尴尬的情况:原来这么小的小屋,还是张静和另一个女孩合租的,我的到来,让她俩只能收起小桌子,在地上铺凉席打地铺。

她俩都让我睡床,我没有同意,自己执意睡到了地铺上。

这个晚上,我失眠了,在地铺上辗转反侧,窗外没有月亮,但霓虹的光波却使夜空格外的亮。

遥望着夜空,我突然开始挂念——不知在深圳的父母,夜里睡得可好?

事实上,我选择来广州打工,就是因为家里的变故。

我的家乡算是国内有名的酒城,父母都是国营酒厂的职工。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酒厂的经营开始走下坡路,为了搞活经营,开始搞承包。父亲在3年前承包了酒车间,却也没能如想象那般有什么改善,反倒亏损严重、欠债无数。父母的那点收入和我在乡镇中学做教师的微薄工资,基本上都用来还债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1998年年初,在父母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们被酒厂“一刀切”,下岗了。

下岗来的太突然,父母与所有的工人一样,一次性买断了工龄,可买断款还不够抵债。人到中年,除了酒厂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傍生的技能,在老家根本找不到事做。没有还清的外债,让我们一家陷入困境,父母求爹爹告奶奶,才去了深圳远房亲戚的小餐馆打工。亲戚小本生意,工资也苛刻,两人每月工资才几百元,除去生活费,就算省吃俭用,也剩不了几个钱。

虽然父母希望我留在老家,继续安稳的生活,但我在反复思量后,还是下定了决心: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勇敢地迈出步子,到大城市寻求机会,尽管前路未知,但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想要试一下,替父母分担起家庭的重担。

父母见我决心已下,也无可奈何。在他们去深圳打工两个月后,我交接完了两年的中学教师工作,踏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伴随着脑袋里火车“哐当哐当”的回响,我睁着眼等到了天亮。

第二天一大早,张静单位有事请不了假,匆匆把我带到天河周边逛了逛,就急着去上班了。

大街上人来人往,炙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大概是睡眠不足,我的头有如针扎般灼痛。

我没有方向地闲逛,突然发现前面人潮涌动,走近一看,原来到了南方人才市场——张静说过,这里是广州最大的人才市场,我知道这就是我找寻希望的地方。想想自己已经有了两年在学校教书育人的工作经历,我给自己打了打气,走了进去。

可一跨进人才市场的大门,我就懵了:到处是人流和嘈杂的声音,除了攒动的人头,我什么都看不到,只能无意识地随着人流走。

忽然,有个男人拉了我一下,问道:“第一次来找工作吗?”

我一看他胸前挂着工作牌,写着“工作人员”,便答道:“是呀。”

他说:“有个工作很适合你,招聘的单位在那边,我带你过去。”

正在发愁不知怎么找工作的我心中暗喜,于是跟他走了过去。他把我带到人才市场大门边上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女人面前,介绍道:“这是卢主任。”

男人与卢主任低语几句后,女人开口了:“说说你的基本情况。”我很快介绍完我的情况,卢主任很满意,说:“我们是外贸公司,很需要你这样的外语人才。”说完,稍作停顿,又看了看四周,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现在就带你去公司看一下,明天就正式上班。”

我内心这叫一个激动,这就找到工作了!

跟卢主任走了一段不算远的路,进到一座高层写字楼,大厅金碧辉煌。她介绍到:“这是我们公司的前台,办公在二楼,我们先去办公区看一下。”上了二楼,有十多间办公室,人来人往,卢主任说,外贸公司都挺忙,上班就像打仗一样。她带着我把每一间办公室都介绍了一下,最后,在走廊尽头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前停下,告诉我:“明天就来这里上班。”

看着这么舒适的办公环境,我不住地点头。忽然背后传来一声“小卢”,转头一看,一个男人正从洗手间出来。

卢主任叫道:“李总!我正要找你,这姑娘挺不错,我准备招进来,你跟她聊聊。”接着向我介绍:“这是我们的李总。”

李总说道:“好呀,不过我办公室空调坏了,正在修,要不我们去前台坐坐?”

回到前台的茶座,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李总显得很热情,直接说:“你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呀!卢主任看中的准没错,啥也别说了,明天就来上班吧。”然后又一拍脑袋,说道:“服装公司的人来了,公司今天正在统计做工作服的事,还有很多事情要我去处理,我先走一步。”可刚走几步,又似乎想起了什么,猛然回头对卢主任说道:“要不把她的工作服也做了?”

卢主任爽快地答应了,上下打量我一番,说“她穿M码就好”。工作环境好,领导热情细心,还有统一的工作服,我心里乐开了花。

目送李总走远后,卢主任转头对我说:“公司工作服冬夏各一套,用高级面料,公司出大部分费用,不过需要个人也出少部分,300元,意思一下而已——你这样吧,先把工作服300元交了。”

我心里略有迟疑:之前在学校的工资一月才200多,这一下就300元……卢主任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说道:“你的工资试用期就有1500元,转正后2000元,这300元不算什么,何况,我们工作服面料好,到市场上买至少要1000块钱才能买到,你不会舍不得出这个工作服费用吧?”

听着她的话,我不免为自己的小心思感到羞愧,想着明天就可以正式上班,赶忙答道:“好,没问题。”然后就从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包夹层里,把此次出门带的钱抽出了一半,递给了卢主任。

卢主任接过钱,说道:“这才对嘛,工作服做好,穿得漂漂亮亮,工作起来心情才舒畅嘛。好啦,今天累了半天了,你也先回去休息,明天早点来上班哟!”

在回去的路上,我一路都沉浸在快乐中,想着来到广州第二天就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如果有一双翅膀插到我身上,我都能飞起来。

张静下班回来,听说我已经找到了工作,也很为我高兴,跟室友一起共同举杯为我庆祝。

第三天一大早,张静特地请假陪我去公司报到。到了写字楼,张静很是羡慕,她说她知道这里有很多大公司,在里边工作的都是高级白领。

我们充满信心来到二楼那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我敲了敲门,里边有人很客气地应道:“请进。”我冲张静点点头,示意她在外等我,然后挺起胸膛走了进去。

一位中年男人站了起来,问:“有什么事吗?”

我微笑着回答:“我是来报到的。”

男人略有吃惊,嘀咕一句:“有招新人吗?”

我说:“是的,卢主任昨天在南方人才市场招的。”

男子马上正色道:“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卢主任,也没有招人的需求。”

我的心往下一沉,赶紧将卢主任的外貌大致描述了一番,但中年男子没有任何印象,他说更没听说过李总之类的人物。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走出的那间屋,心一点点地往下沉,脚都有点不听使唤了。张静嚷嚷着要报警,一位好心的保安告诉我们:“这里时不时会出现骗子,前两月也有人被骗了,也报警了,但却没有证据,立不了案。找工作不能急,一定要小心。”

于是,我就这样被白白骗走了3个月才存够的钱,被现实狠狠地甩了两耳光。初出小镇、对外面世界认识肤浅的我,就这样被“热情”与笑脸蒙蔽了双眼。

又度过两天的颓废时光后,当我再去找工作时,已是周末。这一次,张静专门陪着我——她在一家小公司上班,工资并不高,条件很苛刻,很难请到假,只能利用周末陪我去人才市场。

我们在一个个招聘展位前,一次次被打败在各种问句里:

“有本科文凭吗?”

“英语多少级?”

“打字速度多少?”

“懂网络?会用Email吗?”

最后全部是一句客气的回答:“对不起,你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我大专毕业,那点英语水平只能应付初级教学,1998年时电脑并未普及,在家乡的乡镇中学教书,打字和上网都没机会接触。

就这样,连着两个周末下来,我的自信心强烈地萎缩了,我这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无知,还有那么多知识等待自己去学习。走在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和耀眼刺目的阳光,摸摸口袋里越来越薄的钞票,内心一片焦虑茫然。

又一个周末,也是我到广州的第十八天。我又走遍了人才市场全场,还是被各种拒绝。我实在没有信心再找下去了,内心甚至打起了退堂鼓,萌生了回家的想法。

我和张静站在靠近前台的一个角落歇息,相顾无语。突然身边响起一句:“你好,请问能借一下笔吗?”

说话的是一位中年女子,我下意识地把笔递给她,她填写了一张表格,然后问工作人员说:“找家教,表要交到哪里?”

张静使劲拍了我一下,开心地指着我,我猛然反应过来——这工作可真的挺适合我。

有上次被骗的前车之鉴,我冷静了下来,直到看到她向登记处走去,掏出身份证,告诉工作人员要急招英语家教,我才鼓起勇气,上前问道:“您需要英语家教吗?”她回头看着我,答:“是呀。”

“能看看我的简历吗?”

功夫不负有心人,女人很满意我的情况,告诉我,我的工作是给一位老板的女儿当英语家教,两个月,包吃包住,工资是以前我在学校的两倍,马上上课。

走出南方人才市场,太阳正猛,但却热得心暖,热得爽快。女人带我们走向一辆小轿车,上车前我迟疑了一下,她倒是很理解,告诉我她姓徐,是老板家的管家,还掏出了她的身份证复印件给我看。

回到张静那里拿上行李后,我独自登上了小轿车,忐忑又兴奋,仿佛即将走进一段未知的旅途。在车内我不再言语,一个多小时后,我跟着徐姐和司机,来到了郊区的一家服装厂。

这家服装厂有高高的围墙,两扇大铁门。车行到门前,大铁门就开了,从车内望出去,门口拴着一条大狼狗,尽管在车里,从小怕狗的我还是有点发怵。

经过一个篮球场,小轿车停在了一栋别墅前,徐姐带着我经过长长的大厅,来到会客厅,让我坐下后,她就去请老板了。我打量着四周,清一色的红木家具和一些瓷器装饰品,显得很是高档。

老板很快就来了,中等个,脖子上带着根很粗的金项链,透着一股生意人的精明,说话倒也爽快客气。他打量我一番,说道:“先安顿好,明天正式上课。好好教,有什么需要就告诉徐姐。”

我尽量保持着平静,不卑不亢地说:“谢谢您的信任,我会尽全力教学。”

徐姐带我来到家教的宿舍,条件还不错,单间,有空调,有宽大的席梦思床。当晚我备完课躺在床上,也许是多日疲劳,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早起床,和老板一家在饭厅吃早饭。老板夫妇二人都在,唯独没见到我的学生娜娜。

等饭都快吃完了,娜娜才睡眼惺忪地出现。小公主因为从小家庭条件好,性格刁蛮,对其他人脾气都不太好,但与我相处还算相安无事。她很聪明,记忆力很好,就是学习态度不认真,忘的比学的快,所以成绩一直不算好。

娜娜开学就要上初一了,她父母希望我能给她补习一些英语的基础课程。刚开始,教学并不顺利,娜娜边听边玩,并不理会我的讲解,就好像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样。我索性投其所好,先陪她玩,处成了朋友,再对症下药,既树立她对学习的信心,再慢慢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才一周下来,娜娜的英语就有了明显提高。

徐姐悄悄告诉我:“这已经很好了,之前好几个家教被娜娜骂走了。”

家教的生活很单调,每天给娜娜上完课,我就待在宿舍看书,连服装厂大门都没有出过。老板夫妇对我的教学相当满意,大家对我也都很尊重,我的生活似乎走上了正轨。

一天中午,上完课来到饭厅吃饭。这天桌上比平日又多添了几个菜,徐姐说,“厨房新招了一个阿姨,做菜很棒。”

我嘴里吃着这些菜,竟然觉得有种妈妈做的饭的味道,心里突然有些伤感。

恍惚间,徐姐声音又响起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这就是新来的阿姨。”我抬起头来,不禁惊住了——端着汤的“阿姨”,正是我的妈妈。

妈妈也看到了我,用眼神示意我别说话,微笑着向饭桌上的老板夫妇等人问好后,就出去了。我毫无心思吃完了这餐饭,悄悄蹭到厨房,想要问个究竟,可妈妈并不在——估计她被安排去员工宿舍住了,我住在别墅区,对员工区不熟,也不敢贸然去找。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来到厨房,妈妈果然在准备早餐。妈妈小声说道:“你给我们打电话说你来广州了,不放心你,本来去张静那里来看你,她说你来这里做家教了,我就过来了,刚好这里在招做饭的阿姨,徐姐大概以为我是来应聘的,我也就将错就错,被招进来了。”

我还没开口,眼泪就止不住掉了下来,妈妈给我擦了擦,说:“想想两个人在一起有照应,这样我也放心了”。

生活就以这样的方式给了我惊喜,给了我和妈妈来之不易的相聚时光。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与妈妈当“工友”的日子。

可以,某种意义上,这种日子让我在良心上总是有些煎熬:广州的夏天里,我住在单人空调房,睡着席梦思,出门有小轿车接送,吃饭有人伺候;而妈妈住在六人的员工宿舍,睡上下铺的铁床,每天要走几里路去批发市场买菜,再顶着烈日回来。

我好几次有向老板请求让妈妈搬来和我一起住的冲动,但都被妈妈制止了。妈妈说,员工宿舍的条件已够好了,她已经相当满足:“只要你过得好就行了,你是老板的座上宾,而妈妈只是老板的佣人,要保持距离。”

我只能作罢,尽管内心仍隐隐作痛,却又无能为力。

妈妈除了每天要给老板一家做饭,还得负责打扫别墅区的卫生。别墅区有两条小哈巴狗,是老板娘最宠爱的宠物。两只小宝贝恃宠而骄,每天到处撒着欢乱跑,特别喜欢遍地拉屎撒尿,妈妈打扫卫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每天清早把满别墅区的狗屎捡干净。

一天早上,大厅传来了老板的怒斥声:“谁扫地?你怎么扫的?!”

我一听到老板发火,心里就是一个激灵——这是妈妈负责的工作啊!当我跑到大厅时,一群佣人已经毕恭毕敬站在老板面前,听着老板的呵斥。妈妈低着头,弯着腰站在最前面。

妈妈下岗前好歹也是酒厂包装车间的主任,是我们家的女王,何时受过这样大庭广众下的责骂?没有亲眼看到,我实在难以相信妈妈是那样的隐忍和坚强。

我强忍着泪水,却迈不动脚,直到人群散去。

也许,这只是妈妈下岗后众多次挨骂和白眼中的一个小插曲,她并没有太当回事,老板发完了火后,她也只是默默拿起扫帚和拖把,忙碌着打扫。

惹祸的还是那两只小狗,本来那天早晨妈妈已打扫干净,谁知道一个小东西又拉稀,碰巧老板当天穿上新皮鞋外出去商务活动,一不小心就踩上了一脚。

妈妈事后安慰我说:“人一生总会遇上形形色色的人,遇上千千万万的事,别太在意,做好自已,别往心上去就好。”

很快一个月就过去了。

一天下午,我提前在老板书房给娜娜上课,因为晚上老板娘要带娜娜去看张惠妹演唱会——她们娘俩都是张惠妹的粉丝,门票也早就买好了。

娜娜在主卧冲凉,老板娘就来到我们公共区冲凉。娘俩一番梳洗打扮之后,开开心心地早早出门了。

我半夜睡得正香时,被看完演唱会回来的老板娘哼的张惠妹歌声吵醒,看来她们还在极度的亢奋中。可歌声一会儿就中断了,似乎还传来一声惊呼,然后就没了声响。迷迷糊糊中,我转身又睡着了。

天亮了,来到饭厅吃早饭,我发现气氛有似乎有点凝重,老板、老板娘、徐姐,连娜娜都在。我心里还奇怪——他们半夜不睡觉,这么早起了床,精神还那么好。

看到我来了,徐姐匆匆起身走了。这时老板娘说话了:“听说我昨天冲完凉后,你去冲凉了?”我说是呀,她们出门后,我上完课一身的汗,所以也去冲凉了。

“你有捡到什么东西吗?”老板娘急切地问道。

“没有啊。”我肯定地答道。

老板没有说话,只是瞪大了眼睛,望了我一眼。

吃过饭,回到宿舍拿书准备给娜娜上课,才发现我房间里的东西,有明显被翻动过的样子——难道是徐姐干的?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感到愤怒,可也不知找谁理论,只能自己生闷气。课间休息时才听一个佣人说,原来是老板娘的金项链掉了,“也不知哪里掉的,但演唱会拍的相片上就已经没有了”。

老板娘半夜里就叫打扫卫生的妈妈去把所有垃圾袋都翻遍了,也没找到,所以她分析是冲凉时掉的——我是她之后冲凉的,自然是重点怀疑对象。

我去找妈妈,她面带倦容、挂着黑眼圈,告诉我说:“万事不要急,身正不怕影子歪,别管那么多。”

有了妈妈的安慰,我才放下心来。

没过几天,听说老板娘找到了项链,就在她床头柜的夹缝里。原来她换衣服时,把项链随手取下放在床头柜上,结果项链掉了下去。

清者自清,从那天后,老板娘看我的眼神,似乎还多了一丝愧疚。

那段时间,娜娜的英语成绩提高很多,我也略感欣慰。

在教课的同时,我也在进行自学,娜娜其实也是我的小老师,看她用电脑的时候,我也学会了上网,学会了用Email。我相信再去人才市场应聘,我会自信很多。因为我跟老板约定家教结束的时间是8月20日,在娜娜开学前一周。

离开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

就在离开服装厂的前一天中午,吃饭时,厨房传来了巨大的声响。我们闻声都跑了过去,是陶瓷面灶爆裂了,灶上的汤被炸得四处都是,妈妈蒙着脸,缩在了角落。我已顾不了那么多,冲过去,抱住妈妈。妈妈抬起头,还好没有什么大伤,只是手有些烫伤。

我和徐姐带着妈妈去医院处理好伤口,回到别墅区后,老板夫妇却把妈妈叫去了办公室。

原来,老板竟然给妈妈算了一笔账——他趁我们去医院的工夫,请来商家看了陶瓷面灶爆裂的情况,无良商家不想承担责任,推说是操作不当引起的事故,于是责任全落在了妈妈身上。

老板假惺惺地说:“也不能全由你承担,我们一人一半。”算下账来,妈妈一个半月的工钱全部用来抵扣都不够,还得再给他白干一个月才能还清账。

生活总是这样,出其不意地亮出考题,可我们已经不起风浪了。我愤怒至极,却无以为计,思虑再三,只能强按捺住怒火,先去找到老板领了家教工资。趁老板高兴,我请求老板看在我的面上,让妈妈少赔点钱。我依旧没有提及我和妈妈的关系,我觉得在一个商人面前提及道德和亲情,明显多余。

老板很诧异,不明白我和妈妈究竟什么关系,但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最终,妈妈被扣了全部工资,只是不用再多白干一个月。

离开老板办公室,我再也不想在服装厂多待一分钟,哪怕今夜露宿街头,我也要带妈妈离开。

我和妈妈离开服装厂时,是8月19日下午4点,惊雷频频,瓢泼大雨,厂门口的大狼狗狠命地狂吠。我和妈妈相互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雨中,没有说话。我流着泪,任由雨水冲刷我的身体,惟愿泪水如大雨般一次倾倒干净。

担心妈妈手上的烧伤淋湿发炎,我们到一所私立学校的门口躲雨。学校的门卫大爷很和善,让我们进了传达室。在闲聊中得知我以前是老师,大爷告诉我:“到学校教书很适合你,不过我们学校小,这学期不招老师了,不过有一家新开的学校正招老师,你可以去试试。”说着还给我写了学校地址和电话。

人生的滋味有千百种,大爷的雪中送炭令我倍感珍惜,拿着这张纸条,内心的感动,只能用不停地鞠躬来表达。

妈妈决定当晚就回深圳,送别妈妈的时候,我把两个月家教的工资全都塞进了她的包里。

后记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坐车按大爷的地址来到那所新开的学校。这所私立学校校区很大,从幼儿园、小学部到初中部都有,能容纳2000多名学生。

学校正需要大量老师,我顺利地通过了面试。这里的工作远没有想象的轻松,老师要出去招生,满大街发宣传单,还要带着桌子凳子在农贸市场或者人流众多的街边摆摊设咨询点。回到学校还得布置教室,打扫卫生,搬凳子抬桌子摆花盆,扫地擦窗户。

很多老师都叫苦,埋怨各种繁杂的工作,而我却愈发沉稳,脏活累活都走在前面,经历了那么多,我知道我只能感恩终于找到一个栖身之处。

也许在同事们眼里,当时的我还有点傻气,但我并没觉得吃亏,还把课余的时间都花在教学研究上,学生们都很喜欢上我的课,我的班级英语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一个月以后,我被任命为校团委书记,分管初中部德育工作兼任英语部主任。在1998学年结束的总结会上,我被评为了学校优秀教师。

记忆的年轮转了一圈又一圈,而这段我和妈妈一起打工的日子,却始终未从我记忆里消失,反而因时间日渐久远而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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