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后，我多希望能与母亲重新脐带相连！……

后来的许多个夜里，每当妻儿都睡了时，张文常常会呆坐在灯下发愣怔，无数过往的影像重叠交错，里面全是母亲的影子。

1988年，张文10岁了。一天，产科医生晓云姑姑来家里做客，戳穿了一个母亲讲了多年的谎言。

那天在饭桌上，晓云姑姑无意中说到，当天有位产妇进产房后疼得晕了过去，“还是珍姐你坚强，你那时候只是放肆哭，憋着一口气把崽生下来。”晓云姑姑其实是夸赞。

“我冇哭唉，你记错了。”母亲一本正经地说。

张文诧异地望着二人，不知道要相信谁。

他的脑海里荡过的，全是母亲在过往岁月中灌输给他的——在产房里，她是如何的坚强、刚毅、与不屈不挠——仿佛生他不像生孩子，就像英雄上战场，流血不流泪。

过去，每当母亲讲述的时候，他总是想起在电影中看过的各种英雄人物，到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与母亲相匹配的——就是《英雄儿女》中的王芳。

只是那一天，晓云姑姑坚守着医生的认真与执拗，撂了筷子，说得煞有介事。十年前，母亲从进产房哼哼起，到什么时候开始哭、什么时候又开始大叫，顺着时间一点点地往下捋，话说到一半，母亲投降了，“兴许是哭了，我不记得了。”

“哭咧，哭得眼泪水直淌。”晓云姑姑说。

“好吧。”母亲放低了声音，像是彻底认输了。

自张文懂事起，母亲最常跟张文吹嘘的一件事，就是她费了多大劲才将张文生下来，“生了一天咧，”母亲说，“疼死了，但是我没有哭。”她的表情很认真，张文也信了个十足十。

10年前，小城孩子张文出生，巨婴，九斤半，顺产。

“我很坚强的。”母亲说的时候总是得意洋洋的，“那么胖，放在现在，怎么都要剖出来咯。”张文从来都笃信着母亲，虽然不知道生孩子是怎么样的一种痛，但想来一定不比母亲打他轻。

有时候张文也会问，“你是怎么生的啊？”

“啊。”母亲似乎被问住了，表情有些尴尬，“就是这里啊。”她指了指腋下，“从这里掏出来的。”

在母亲对自己出生那年的描述里，从来都是祖国大地一片向好，头一年年底恢复了高考，小城也出了好几个高材生，“我们家也有亲戚考上咧，就是你统舅舅咯。”母亲对张文说，“是你姨外公表哥的侄子，真不容易。”

张文接不上话。

“改革开放也是那一年，啧啧啧，真不容易。”母亲叹道。

晓云姑姑是母亲的好友，也是小城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母亲怀上张文后，就私下托付她，请她做自己生产的主治医生，好姐妹开口，晓云姑姑自然答应了。她时常来家做客，饭桌上开玩笑说，“天下张姓是一家”，父亲倒是上了心，问了根脉，排着班辈算来算去，果然和我家是隔着老远的亲戚，父亲当即管她叫妹妹。

“老妹啊，亲戚面前，我就直话直说啦。我家小万（母亲）就要麻烦你了，这么大个肚子，不晓得生出来难不难？你多费心。”从那天起，张文便凭白地多了一个姑姑。

“每天多走路，爬爬山也可以。”那一天，晓云姑姑在饭桌上捂着嘴笑，“生孩子，可是个体力活。”

自怀孕6个月起，每日晚餐后，父亲都会陪着母亲环着小城散步，彼时山城小，没有几条像样的街道，母亲憋着一股劲，不肯父亲搀扶，挺着肚子走得虎虎生风，路旁是低矮的砖房，法国梧桐上长出了新叶，街上几乎没有汽车，行人大咧咧地走在路中央，拖板车的反而走在路旁，间或有一两辆自行车在人流中穿梭，急促的车铃里响着声声傲慢。

小城一衣带水，那时候还四季分明。

刚出春，乍暖还寒，人们身上都穿着棉袄，唯独父亲穿出了母亲给他新置的中山装，顶扣扣着，左边的表袋里插着一只钢笔，初春风寒，内里罩着厚厚的针织毛衣，将本该笔挺的中山装撑得鼓鼓囊囊，父亲的偏分，在早春的风里凌乱，浓密的头发被风带起，像头顶插上了一面旗，走累了的母亲回头看到，就撑着腰大笑。

那时候父母亲都年轻，母亲28，父亲比她小3岁。

等到立夏过后的一天夜里，母亲发作，第二天中午就在产房生下了张文，一过秤，九斤半。因着这个斤两，母亲吹了一辈子的牛。

直到1988年的那顿晚餐，当晓云姑姑戳穿了母亲的谎言时，张文对母亲的绝对信任第一次产生了一点小小的裂隙。

而这种信任的崩塌，则缘于另一件小事。那是此后的某一个周日，近午时分，张文在家中看书，看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字。母亲在厨下做饭，张文捧着书去找她，“妈妈，这是什么字啊？”张文高高地举着书本，母亲系着围裙，哼着歌，挥着勺，厨房里通风不太好，张文觉油烟呛鼻，母亲倒是没事人一样，鼻子仿佛被堵住了一般。

“出去，出去。一会饭就好了。”母亲嗔道。

“这是什么字？”张文抬高声量，不依不饶。

母亲弯下腰，皱着眉头看，“屁，嗯，就是屁。”她笃定地说，撂下炒勺，腾出一只手挥舞着，赶苍蝇一样地赶着张文，“出去啊，这里油烟大。”

“什么意思呢？”张文又说。

“问你爸。”母亲道。

彼时张文上小学，非常喜欢自己的语文老师，老师姓李，是一个和善的中年妇人，矮矮的个头，理着齐肩短发，笑起来令人觉得很亲近，张文总想着在她面前如何表现自己。

李老师有个习惯，课末总会留五分钟，请一两位同学上台讲讲新看的书或新学的知识，张文好显摆，常举手，老师也常叫他。那一天语文课，他照常举手，被老师点名上台，张文拿着粉笔在黑板的角落写下一个成语，得意洋洋地教大家念，“吹毛求‘屁’”，同学们就跟着大声朗读。

准备带读第二遍时，李老师伸手止住了张文，张文看她嘴角抽抽，像在使劲地憋笑，她撑着讲台忍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张文同学跟大家开玩笑呢，这个字一不小心，容易读错，大家要注意啊。”她拈起粉笔在字上标上拼音，拍了拍张文，“来，你再领大家读正确的读音。”

“吹毛求疵”这个成语，张文记了半辈子，连带着那天他领读的场景，台下坐着与他同样大的10岁小孩，那一双双信任的目光如刀似剑，直插他的内心，张文瞥了瞥李老师，她还是捂着嘴，似乎在咳嗽，可眼角挤出了花。

那天放学后，张文气鼓鼓地回了家，他想要质问母亲。可看到母亲的时候，话音又低了，只是委屈地细述了过程，母亲在厨房择菜，静静地听着张文怯懦地、磕磕碰碰地讲完，沉思了半晌，向张文认了错，“是妈妈不对，该让你翻字典的。”母亲咂着嘴，说得顿挫，“你将来学到的啊，会比妈妈要多很多呢，等往后我来问你，你可不要不耐烦啊。”

“明天买根香肠回来，蒸给你吃，”母亲手上不歇，脸凑过来，蹭了蹭张文的头，“当给你道歉好不好？”

张文开心得跳了起来，欢呼雀跃。

几天后，母亲带回一本书，郑重地送给了张文，“好好学啊。”母亲笑眯眯的。

那是一本成语字典，有注音、释意以及典故，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的，新华书店没得卖，张文知道。不知道母亲是托哪个熟人从单位的图书馆顺出来的，书脊上还贴着标签。

张文如获至宝，堂而皇之地带着上学，在课堂上翻看，在纪律严谨的课堂，虽不准看闲书，但翻词典就无可厚非了。张文将那些典故当小故事看，看得不亦乐乎。

那时候日子过得真慢。对于张文来说，这种慢，体现在需要上学的每一天。上课无聊时，他就反复看这本不会被没收的成语词典，直到里面的一些小故事都会背了，一个学期还没有过完。

有一天上课，张文走神了，他望着窗外发黄的梧桐叶发呆，日头西斜，透过叶子的缝隙斜照在课桌上，翻开的书里有他已经熟记的课文，老师在讲台上翻来覆去地讲着课文里某一句话的意义，张文觉得毫无意义，他知道梧桐叶子掉光的时候，就要放寒假了，可这一天老也不来，时光真是太漫长了。

那些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那一年，张文家搬进了新居，是单位的新宿舍楼，五楼西边的一套二室一厅，没多久，就和楼里的小孩混熟了，四、五个孩子常以隔壁倩姐姐家为据点，时常一起做作业、一起玩。

孩子们聚在一起，讲着从书上看来的故事，说时兴的电视剧，玩鬼抓小孩、玩角色扮演——倩姐姐或二楼的雁子扮公主，扯下电视机上的纯白蕾丝罩布，披在身上，双手紧握，作祈祷状即可；而其他的男孩们，则为了谁来扮演克塞超人争吵不休。张文只扮过少数几次超人，他更喜欢扮恐龙，不用演，趴在地上就可以了。对于一个胖子来说，这简直是为他量身订做的角色。 疯累了，他们也会坐下来聊天，吃些东西，孩子们拿出各自的私藏，素食菜、饼干、山楂，偶尔还有巧克力一类的稀罕物，学着大人的模样围坐着聊天，某一次，就聊到了生孩子——张文这才知道，对于这件事情，各家的说法都不一样。

雁子说她是她妈妈从垃圾堆里捡的，“她说她出门倒垃圾，看到一个小人儿在垃圾堆里面呀呀地哭。”雁子瞪圆了眼，一脸的认真。

“我妈说我是浏阳河上漂下来的，”倩姐姐的弟弟大声说，“她捡了。”倩姐姐就在一旁捂着嘴笑。

“我妈说我是从她胳肢窝里挖出来的咧。”张文摇着头说，“九斤半，怎么挖噢，我反正是不蛮信。”

只有重庆不说话，低着头，用手抠着地板。

“你咧，你是怎么来的？”张文问他。

“我……我不想说。”重庆涨红了脸。

“讲噻！”众人起哄。

重庆犹豫了半天，才期期艾艾地说，“我……我妈说，她……她是把……把我屙……屙出来的，像……像屙屎一……一样。”重庆一脸的委屈。

那一刻，张文很吃惊，几个小孩说法不一，让他以为生孩子这件事，各家有各家的路数。可他内心又隐约觉得不对，每家的说法都难辨真假，不由得生出些些愤怒，暗忖着：大人们都是骗子，专骗小孩子。

以上，便是张文对1988年的全部记忆了，它连接着从前，也串起了以后。

张文对于生孩子这件事情的迷惑持续了很久，当他逐渐辨清了各种搪塞，大人们仍秘而不宣。张文又且等了两年，直到上初中，开了生理卫生课，其中有一章，讲生殖系统，他的心才落定了。

许久以后，母亲才向张文细说生他时的情景，她眯着眼笑着，眼中带着沉醉的光影，而张文早已不再是从前那个整天黏着她的小人儿，他已经长大成人了，在他回家的日子，母亲总想黏他。张文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母亲会凑过来，偌大的沙发硬要挤着他坐；张文在书房里写字，母亲探头进来看，啧啧地叹，“你四岁学写毛笔字，还是我给你启的蒙咧。”她得意洋洋，总要有事没事找他说话。

某一次，母亲又说起生张文的事。

头一天发作的，生了一天，疼得哇哇叫啊，亏得晓云姑姑全程陪着，“她有手法的，”母亲神秘兮兮地对张文说，“你那么胖，我生了好久没生下来，你晓云姑姑就出手了，在我肚子上这里按按，那里按按，还往下捋，没过多久就把你生出来啦。”

“生崽疼连心咧，我是忍过来了。”母亲笑眯眯的，“脐带剪了，可你还是连着我咧，连在这里。”母亲拿手指了指胸口，心脏的位置。

“那时候啊，你们李老师总说你是虚胖，说你上体育课跑几步就大喘气，我还生气了。”母亲叹着，“到后来你得了肾病，我才想着，你是不是真的虚噢。”

“唉，小时候营养也不好啊。”母亲轻轻地拍了拍张文，有些不好意思，又自己转移着话题，“也不晓得李老师怎么样了？”

张文是知道老师近况的，她早已退了休，独自住在梅花小区拆迁安置房里，张文与同学们偶尔会去看看她，她头发全白了，但当年得意的学生，还是一个个都叫得出名字。

2012年，张文的孩子出生，在那之前，母亲悄悄跟张文说，“生孩子很疼的，听老婆的啊。”

“听什么啊，妈妈？”张文莫名所以。

“她要想剖就剖啊！”母亲笑着说，“女人啊，生孩子最受罪了。”

剖宫产那天，正是严冬早晨，两家大人都来了，太太被推进手术室，不多时，一位医生就开了侧门。

“是个儿子，六斤六两，”戴着口罩的胖医生指了指手术室门，“按一下那个对讲，可以听孩子的哭声。”

张文的父亲跑上去就按，对讲机里即刻传来孩子哇哇的哭声。

那一刻，父亲就像个孩子，隔了没一会儿，又按捺不住，跑去按对讲机，孩子的哭声一次次地从对讲机里头传出来。

母亲左右看看，将张文拉到一旁，“等下出来，你不要管孩子，让你爸爸跟，”母亲一脸严肃，“你跟着你老婆。”

张文老老实实守在手术室前，等着太太被推出来。人终于出来了，麻药还未去，太太盖着棉被、闭着眼睛，很迷糊，穿过架空走廊去往病房的途中，她轻声唤着张文，说脑袋冷，张文忙不迭地卸下自己的棉衣连帽，罩在她的头上，太太哼哼了两声，又睡去了。

那一天，母亲很是开心，在病房里忙上忙下。其实也并没有太多事情需要她忙，她不过是想尽些责任，倒忘了自己是个动完肝癌手术不足两年的病人。

孩子洗完澡，抱进了病房，她凑上前去逗他，张文也上前去，看到儿子顶着一头稀松的胎毛，粉嫩的皮肤上有些皱纹，忍不住凑上去亲他，儿子立刻闭着眼大哭。

“胡子拉碴的，亲什么咯。”母亲嗔怪着，轻轻地抚着孙儿，“莫哭莫哭，哦〜哦〜哦。”母亲用哦字哼出一首曲子，像是在发出奇怪的指令，孩子的哭声就低了些，“要吃奶咧，他会饿啦。”

“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母亲回头望着张文，愣怔了一下，叹道，“我还以为我看不到了。”

2018年一整年，都是张文的至暗时刻。以至于情绪至今未复，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这一年6月，尽管一家人用尽了全力挽留，母亲还是走了。后来的许多个夜里，每当妻儿都睡了时，他常常会呆坐在灯下发愣怔，无数过往的影像重叠交错，里面全是母亲的影子。

长时间地耽于怀念，让张文觉得，近处的物事越模糊，久远处的反倒越清晰。母亲说的果然没错，脐带断了，心却是连在一起的。

而此刻，记忆中的每一次忤逆都比甜蜜更清晰，更叫人自责。

“为什么不多回去看她？”

“为什么工作时接到她的电话要不耐烦？”

“为什么那一次陪她旅行不索性再去趟济南，那地方她也心心念念。”

然而，所有的假设，都没有办法重来。

父亲不肯来与张文同住，张文便每周回小城看一次他，也没心思做饭，张文就带着父亲数着餐馆尝鲜，张文带他看电影，陪他练字，或者叫上一帮子人一起去农家乐，好不容易等到父亲脸上偶尔露出笑容，张文就以为得了计。

直到某次，张文邀了一众朋友去城东某农家乐，父亲说要钓鱼，独自去了塘边。张文尾随着，望着父亲持着渔具踽踽而行，寻了处僻静处，放下了鱼具，不曾甩钩，只是枯坐着，望着偌大一面池塘愣怔地发着呆，天空浅蓝，水波微漾，父亲的背影是形销骨立、欲诉无人的孤单。

那一天，张文回长沙时，艰涩地找父亲聊天，“爸爸，你再找个伴吧，你觉得合适，我都同意。”

两个月后的某日，张文接到了父亲的电话，期期艾艾了半晌，绕不到正题，张文帮他说了，“你找女朋友了？”

父亲说，“是啊。”

“我同意的，”张文说，“我回来看你们。”

12月底，长沙初雪，张文在漫天大雪里走着，与以往一般木讷，冷风刮面如刀，吹木了心神与情绪，要办的事仿佛都不明确了。大雪如障，模糊了周遭，张文忽然感到一种心无定见的彷徨与慌张。

停下脚步，在雪中愣立半晌，深沉的悲伤从心底渗出，思绪的翻涌澎湃如潮，正如一个孩子突然醒悟了曾经的任性与现在的无奈，就像那句他原本喜欢、却很多年都不懂意境的诗，“每当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就落满了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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