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这个男人，让我成为了我自己！……

我深深地、充满愉悦地爱上了一个男人，他非凡的才智和雄心可能会吞掉我的才智和雄心。我不打算躲开，但是我的确需要让自己站稳。

前 言

当米歇尔·罗宾逊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的世界还只限于芝加哥南城。那时，他们一家租住在位于二楼的小公寓里，她和哥哥克雷格共用一间卧室去公园里玩传球游戏。

然而，生活很快就将她带向更远的地方：在普林斯顿大学，她第一次体会到作为班里唯一的黑人女生是怎样的感觉；在全玻璃幕墙的办公大厦，她成为一名杰出的公司法律师，也是在那里，一个夏日的早晨，一位名叫贝拉克·奥巴马的法学院学生出现在她的办公室，打破了她人生的所有精心规划……

贝拉克•奥巴马上班第一天就迟到了。我坐在自己47层的办公室里，一面处理工作一面等着他来。

像大多数第一年进事务所的律师一样，我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经常午饭和晚饭都在办公室解决，手里的文件多到处理不完，我读备忘录、写备忘录、帮别人改备忘录。

我被分在了市场营销和知识产权事务组，这里在内部被认为比其他组要更自由和有创造性。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会跟广告打交道吧。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审读客户的电视和电台广告脚本，确保它们不会违反相关规定。是的，这就算是盛德这样的律师事务所里比较自由的工作了。

问题是，作为初级律师，我基本没有跟客户打交道的机会。

我从小就习惯了大家庭的喧闹和吵嚷。为了消除孤独感，我常和我的助理洛琳，一位做事极有条理又有幽默感的黑人女士，开玩笑。我和事务所几个高级合伙人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一有机会和同事闲聊我就非常活跃。

但一般来说，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堆工作，很少浪费哪怕一分钟的工作时间。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办公桌后，和文件在一起。

那一天的早上，外面下着暴雨，我冒雨开车赶去上班——这里也许应该加一句：我是按时到的——我看了看表，“那家伙还没来吗？”我问洛琳。

她叹了口气，答道：“亲爱的，还没来。”她有点儿想笑，我能看出来。她知道我受不了别人迟到，会把那看作是傲慢的表现。

贝拉克•奥巴马已经在事务所引起了轰动。首先，他刚刚完成法学院一年级的学业，而我们暑期实习生的职位一般只招二年级的学生。除了显而易见的优秀之外，他长得还很帅。

我对这些说法都持怀疑态度。根据我的经验，你随便给一个头脑不笨的黑人套上西装，白人都会疯掉。

我在暑期的员工名录里看过他的大头照，长相看起来一般，拍摄光线也不好，笑得倒挺开心，好像有点呆头呆脑。他的简历显示，他的老家是夏威夷，所以他至少是个有异域情调的“呆瓜”，除此之外，没什么特点。

唯一的意外是，在他报到前几周，我循例打电话给他作自我介绍。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浑厚甚至还有点性感的男中音，跟他的照片一点儿也对不上，让我有点惊喜。

时间又过去了10分钟，他才到达我所在楼层的前台。我走出去见他，他正坐在沙发上。那就是贝拉克•奥巴马，他穿着一身深色西装，因为淋了雨身上还有点湿。他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一面跟我握手，一面为自己的迟到道歉。他的笑容很灿烂，人比我想象中要高和瘦。这个人明显吃得不多，而且看起来很不习惯穿正装。

就算他知道自己是顶着天才的名声过来的，他也没有表现出来。我带着他穿过走廊来到我的办公室，向他介绍事务所的情况，他安静而谦恭，认真地听着。大约20分钟后，我把他带到高级合伙人那里，那是他暑期实习期间真正的导师，然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那天晚些时候，我带贝拉克去我们写字楼一层的一家高档餐厅吃午饭。在那里吃饭的都是穿着得体的银行家和律师，午餐的价格堪比晚餐。那是带暑期实习生的一个福利——可以到外面吃大餐，由事务所来买单。

作为贝拉克的督导，我最重要的角色是充当社交媒介。我要确保他上班时心情愉快，在必要时为他提供建议，让他在我们团队有归属感。这是一个更大的招揽计划的开端，跟所有暑期实习生一样，在他拿到法学院学位后，事务所可能会招他进来做全职工作。

很快，我就意识到贝拉克几乎不需要什么建议。

他比我大3岁，快要满28岁了。和我不同的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毕业后工作了几年，然后才考取的法学院。在我看来，他对自己的人生方向非常笃定。他没有什么怀疑，这让人觉得很奇怪，初看起来也难以理解。

我是一环扣一环地走向成功的，从普林斯顿到哈佛再到47层的办公室，是一条像箭头一样笔直的轨道；贝拉克的人生道路则是在截然不同的世界中即兴穿梭的过程。

在午饭聊天中，我了解到他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杂糅”的：他的父亲是来自肯尼亚的黑人，母亲是来自堪萨斯州的白人；他在火奴鲁鲁出生和成长，又在印度尼西亚生活了4年，在那里放风筝、捉蛐蛐；高中毕业后，他先在洛杉矶的西方学院优哉游哉地读了2年，后来转学到哥伦比亚。

根据他的说法，他过得不像一个被放飞在20世纪80年代的曼哈顿的大学男生，而像一个生活在16世纪的山中隐士，住在109街的一间脏兮兮的公寓里，啃大部头的文学和哲学著作，写一些糟糕的诗歌，每个星期日还会斋戒。

贝拉克是我在事务所遇到的第一个会去理发店、烧烤摊和南城远郊宣讲福音的人。在上法学院之前，他受雇于一家非营利组织，作为社区组织者在芝加哥工作了3年，帮助重建社区、创造就业机会。

尽管我之前对关于他的传言是抵触的，但我发现自己也开始崇拜贝拉克了，崇拜他的自信还有认真。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他看作约会对象。

首先，我在事务所是他的督导，而且工作太忙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另外，那天吃完午饭后，贝拉克点了一支香烟，这让我大吃一惊，也足以熄灭我对他的任何兴趣——假如说我开始对他有一点儿兴趣的话。

在接下去的几周里，我们逐渐形成了规律。下午晚些时候，贝拉克会走过大厅，在我办公室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好像已经认识我好几年似的。有时感觉确实如此。

我们会很轻松地开玩笑，我们的思维模式很相像。而且我们事务所雇用了400多位律师，只有大约5名全职律师是非洲裔美国人，所以我们彼此吸引是理所当然且容易理解的。

贝拉克和那些典型的暑期实习生（比如两年前在盛德实习的我）截然不同：他们野心勃勃，卖力并焦急地经营人脉，期待着一份黄金工作邀请的来临；贝拉克则闲庭信步、平静超脱，而这更增加了他的吸引力。在事务所内部，他的声誉仍在增长。他已经受邀列席高层合伙人的会议，他们会征求他对会上所有讨论议题的意见。在实习期开始后不久，他敲出了一份长达30页的关于公司管理的备忘录，内容全面详尽，有说服力，立刻引起了轰动。

“我给你带来了一份。”一天，贝拉克过来，微笑着把他那份备忘录从桌子的另一头滑到我面前。

“谢谢！”我接过文件说，“一定拜读。”他离开后，我把文件放进了抽屉。

他知道我永远不会读这份文件吗？我想他很可能知道。他把文件拿给我多半是出于玩笑。我们分属不同的专业组，在业务上没什么实际的交集。我有一大堆自己的文件要看，而且他不需要我对他刮目相看。我们那时是朋友——贝拉克和我——我们是并肩作战的同志。我们每周至少一起吃一次午饭，有时还会更频繁，不过当然是由盛德来买单。

慢慢地，我们对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知道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我在哈佛法学院最快乐的回忆是在学校法律援助所工作的时光。我知道他能轻松啃下大部头的政治哲学著作，好像那是沙滩休闲读物。我知道他的父亲在肯尼亚遭遇车祸去世，他后来去过那里一次，想要更多地了解那个男人。我知道他喜欢打篮球，周末会长跑，谈起在瓦胡岛的朋友和家人会怀旧。我知道他过去有很多女朋友，但现在是单身。

最后这一点，我想我可以帮他改变——我在芝加哥的生活圈子里有一堆事业有成的单身黑人女性。

初夏的一个傍晚，我带着贝拉克到市区一家酒吧放松一下。

那里是黑人职场人士每月一次私人聚会的场所。我注意到贝拉克换下了上班的衣服，穿着一件白色亚麻西装夹克，就像是直接从《迈阿密风云》剧组的服装间里拿出来的一样。

无可辩驳的是，虽然贝拉克的穿衣品位有点儿问题，但他依然很抢手。他英俊、稳重、成功，他健壮、有趣、和善。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我趾高气扬地进入酒吧，确信我在为所有人——他和在场的所有女士——做一件好事。一眨眼工夫，他就被我的一个熟人锁定了。我对事情的进展很满意，给自己点了一杯喝的，就去找别的熟人聊天了。

20分钟后，我在房间的另一边看见了贝拉克。他还在跟那位女士聊天，不过主要是那位女士在说话，而且看起来丝毫没有要结束的意思。他给了我一个眼神，暗示我去救他。但他是个成年人，我让他自己救自己。

“你知道她问我什么吗？”他第二天到我办公室时说，依然有点儿不敢相信，“她问我是否愿意去骑马。”他说他们还谈了各自喜欢的电影，但是话不投机。

贝拉克太过理智，可能很多人受不了。他不是那种喜欢在酒吧消遣的人，可能我应该早些意识到这一点。

我身边围绕的都是一些渴望成功、勤奋努力的人，一心想要往上攀登。他们买了新车，正在买自己的第一套公寓，喜欢下班后喝着马天尼酒谈论这些。而贝拉克则更愿意晚上一个人度过，研究一下城市住房政策。作为一个组织者，他曾经花几周乃至几个月的时间听穷人讲述他们遇到的困难。我后来慢慢发现，他对于希望以及阶层流动性的执着来自一个完全不同、别人不易进入的地方。

他告诉我，他自己也曾经比现在更散漫不羁的时光。他人生的头20年，对外用的名字都是他的昵称贝里。十几岁的时候，他在瓦胡岛草木茂盛的火山山麓吸大麻。在西方学院时，身处20世纪70年代颓废的社会风气中，他的偶像是亨德里克斯和滚石乐队。后来，他用回了自己的全名——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并接受了自己复杂的身份——他是白人和黑人、非洲人和美国人的混血儿。

他为人谦逊，生活简朴，但他知道自己丰富的头脑会让特权世界向他敞开大门。我能看出来，他在严肃地对待这一切。他看起来轻松愉快、爱开玩笑，但从未远离一种更强的责任感。他正踏上某种征途，虽然还不知道会通向何方。

我只知道，喝酒对他的未来没什么帮助。再一次去酒吧欢聚的时候，我让他留在了办公室。

不管我承不承认，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

在我们工作太忙见不上面的日子，我都会想他在干什么。当他没有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时，我在谈话中会掩饰自己的失望。当他出现时，我又在谈话中掩饰自己的兴奋。

我对他有感觉，但这种感觉被我隐藏起来，藏得很深，因为我决心让我的生活和事业有序地向前推进，不要有任何变数。我在事务所的年度评估结果相当不错。很可能在32岁之前，我就可以做到盛德的权益合伙人。这是我全部的目标，或者说我只是在让自己相信这一点。

我也许可以忽略我们之间正在滋长的感觉，但他没有。

“我觉得我们应该约会。”一天下午我们一起吃饭时贝拉克说。

“什么，你和我？”我假装震惊于他居然认为我们之间存在这种可能性，“我告诉过你，我不打算约会。而且我是你的督导。”

他苦笑了一下，“这算什么理由，你又不是我的老板。”他说，“而且你很漂亮。”贝拉克有时笑起来嘴巴好像能咧到耳朵根儿。他既温和，又理性，真是“致命”的组合。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列出证据说明为什么我们要约会：我们合得来，我们能让彼此开心，我们都是单身，而且我们都表示对其他人没兴趣。他说，事务所里没人在意我们约会。事实上，这可能也是一件好事。他猜想事务所的合伙人希望他最终能来为他们工作。如果他和我成为一对，这会提高他入职的概率。

“你的意思是，我是个钓饵？”我大笑道，“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

在那个夏天，事务所为我们律师组织了一些活动和旅行，其中一项是在晚上观看离办公室不远的一个剧院上演的音乐剧《悲惨世界》。我给我们两个报了名，那是初级律师督导和她带的暑期实习生的常规行为，一起参加事务所的活动。

我们并排坐在剧院里，工作了一整天都累坏了。不知道是情绪的原因还是音乐剧本身的缘故，接下去的一小时，我感觉自己在无助地被来自法国的苦难碾压——全世界无数人都曾为这出音乐剧痴狂，我却在座位上不安地扭来扭去，努力想摆脱乐曲每次重复带给我的无以言表的折磨。

幕间休息灯光亮起来时，我偷偷看了贝拉克一眼。他整个人陷在椅子里，右手肘支在扶手上，食指顶着额头，表情让人捉摸不透。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

他转过头来看我，说道：“很糟，是吧？”我笑起来，对他跟我感觉一样而感到宽慰。

贝拉克从座位上直起身，“咱们出去怎么样？”他说，“我们可以现在就走。”

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动的。我太在意别的律师的看法，如果他们看到我们的座位空着会怎么想？我一向奉行做事有始有终的原则，不管多小的事。我就是个内心打“√”的人。一直以来我都在为了面子而忍受痛苦。

但那时，我跟一个与我不同的人在一起了——在大厅里其他督导和他们的暑期实习生聊得热火朝天时，我们避开所有人的视线，溜出了剧院，来到了温暖宜人的夜色中。紫色的天空中最后一丝光线正在退去。我吁了一口气，感觉得到了解脱，贝拉克不禁大笑起来。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问。“我们去喝一杯怎么样？”

我们步行走到附近的一家酒吧。跟往常一样，我走在前面，他紧跟在后面。贝拉克走路悠闲从容，带着夏威夷式的关节松弛的随意感，从来不着急，尤其是你让他加快步伐时。而我正相反，我在闲暇时间走路也是大步流星，很难让自己放慢速度。

但是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告诉自己要慢一点儿，以便听到他说的话，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我在意他讲的每一句话。

直到那时，我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塑造自己的外在形象，每个松开或者凌乱的边边角角都要塞好折好，好像在做某个密不透风的折纸手工。我费尽心力去做好它，对它的外观感到骄傲。但是它很脆弱，如果一角没有塞好，我发现自己就会坐立不安；假如另一角松开了，就可能暴露我对自己精心设计的职业道路以及自认为想要的所有东西并不确定。

我觉得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没做好接纳他的准备。因为他就像一阵风，可能会把一切事情都吹乱。

一两天后，贝拉克问我是否可以在周末开车带他去一个为暑期实习生举办的烧烤派对，地点在一位高级合伙人的家里。我记得那天风和日丽，在一块悉心打理的草坪尽头，湖面泛着粼粼波光。负责餐饮的人端上了食物，音响里高声播放着音乐，人们对主人豪宅的品位交口称赞。整个环境就是一幅富足而安逸的画面，也很明显地提醒着你，全身心投入枯燥乏味的工作会带来怎样的回报。

我知道，贝拉克一直在纠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要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方向。他对财富有一种不安，和我一样，他从未拥有过很多财富，也并不渴望财富。他希望人生过得有价值胜过希望挣很多钱，但是他仍然在想怎样去实现这种价值。

我们在派对上不太像一对，但是大多数时间都在一起，在同事堆里穿梭，喝啤酒和柠檬汁，吃塑料盘子里的汉堡和土豆沙拉。一切都感觉很自然。他会含蓄地和我调情，我也会回应他。我站在那里假装听某位同事的妻子跟我说话，但是眼睛一直盯着贝拉克。我的内心第一次被他——这个奇怪的混合了各种元素的男人——打动。

傍晚，在我们开车回市区的路上，我内心感到一种新的疼痛，那是某个新播下的渴望的种子。我在心里默默地和自己进行斗争。是不是可以不那么严肃地试着交往一下？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的工作？我对所有事都没把握——怎么做才合适？谁会发现？会有什么影响？但是我突然觉得，我不想再等到什么都有把握了。

车子驶进他居住的社区时，我们之间的空气里充满了紧张感，好像某件不可避免、命中注定的事情就要发生。或者那只是我的想象？可能我拒绝了他太多次。可能他已经放弃，现在只是把我看成一个不错的、可靠的朋友——一个在他有需要时可以开着有冷气的萨博车送他的女孩。

我在他家楼前停下车，我的脑袋因为过度思考还有点懵。气氛有点尴尬，我们都在等对方开口说再见，贝拉克抬起头看着我。

“我们去吃个冰激凌吧。”他说。

那个时候，我知道游戏开始了，那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几次决定停止思考、活在当下的时刻。

那是一个温暖的夏夜，在我热爱的城市里，空气触着皮肤感觉很柔和。我们要了两个甜筒，在外面的步行道上找了个位置。我们伸直了膝盖，挨近了坐着，疲惫但心情愉快。我们快速地吃着冰激凌，没有说话，担心冰激凌化掉。可能贝拉克从我脸上读到了或者从我的姿势上感觉到了我的内心已经开始松动并向他敞开。

他好奇地看着我，脸上挂着一丝微笑。

“我能吻你吗？”他问。

就这样，我把身体靠了过去，一切都明朗了。

在和贝拉克开始交往后不久，我就打电话给苏珊娜，向她倾诉我的感觉。我和苏珊娜从普林斯顿入学最初的暑期培训就认识了。这么多年来，虽然秉性截然不同，但她一直都是我的姐妹、生命中重要的人。

她听到我很开心便激动不已，也跟我通报了近况：她丢下了美联储电脑专家的工作，即将和母亲踏上环游世界的冒险旅程。苏珊娜一直就是这样，她可爱迷人，每天过得不切实际、随心所欲。她做大多数决定，比如跟谁约会、上什么课，都是基于那件事好不好玩。

但我们都没想到的是，就在之后的秋天，癌细胞侵占了苏珊娜的身体。

现在回想起来，让我诧异的是，在那年的冬天到春天，我只是在忙工作。

我是一名律师，律师工作很忙，忙得不可开交，我们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工作的时间。我告诉自己，没有其他选择；我告诉自己这份工作很重要。所以我每天早晨出现在办公室，埋下头，开始工作。

我一直拒绝着真相，拜托我们的共同朋友在有空的时候代我去看望她。直到最后的时刻到来，我伏在苏珊娜的床边，握着她无力的手，看着她就要走了。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没有思考，没有什么对生活和死亡的顿悟。

我只是情绪崩溃了。

一年的时间里，我拥有了贝拉克，失去了苏珊娜，这两件事同时发生，让我头晕目眩。苏珊娜的突然离世让我猛然意识到，我想让自己的生活中多一些欢乐和意义。

同时，我开始了写日记。我给自己买了一个黑色的布面日记本，封面上还有紫色的花朵，我把它放在我的床头。我不是一个天生特别有内省意识的人。记录自己所思所想这个行为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我养成这个习惯应该部分是因为受到贝拉克的影响，他认为写作有疗愈作用，而且有助于理清思路。

在哈佛放暑假期间，贝拉克回到了芝加哥，接受了市区另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暑期实习生职位。他本可以在任何一家薪水丰厚的律师事务所找到工作，但他想在拿到学位之后进入民权法领域，尽管那会让他还清学生贷款的时间延长两倍。他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如此笃定，这让我感到吃惊。

在贝拉克的笃定面前，在他对自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世界的信念面前，我不由得有些怅然若失。他的使命感似乎一直在无意中质问我。

所以，才有了这个日记本。在第一页，我认真写下了一段话，阐明我开始记日记的原因：

首先，我对于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感到非常迷茫。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想以怎样的方式为世界作贡献呢？

其次，我现在对自己和贝拉克的关系非常认真，我感觉需要更好地了解自己。

今天我读到这几行字，清晰地看到我当时试图告诉自己什么，那是一个严肃的女性导师会直接跟我说的话。

首先，我讨厌做律师。它让我感觉空虚，尽管我做得很不错。承认这一点让人痛苦，因为我曾经那么努力，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在追求卓越的盲目驱动下，在把事情做完美的迫切要求下，我没有注意道路的标识，走错了路。

其次，我深深地、充满愉悦地爱上了一个男人，他非凡的才智和雄心可能会吞掉我的才智和雄心。我不打算躲开，我那时对贝拉克的感情已经很深了，我深陷在爱情中，但是我的确需要让自己站稳。

那意味着我要找到一个新的职业。最让我受震动的是，我对自己想做什么没有具体的想法。在上学的那些年月，我居然没有细想过自己的热情所在，以及如何将它们与我心目中有意义的工作结合起来。年轻时，我没有做任何的探索。

我意识到，贝拉克的成熟，部分原因在于贝拉克还尝试了其他一些工作，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他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了自己最看重什么。相比之下，我一直害怕漫无目的的挣扎，太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还有挣钱支付账单，所以我没怎么认真思考就步入了法律行业。

我无法再沾沾自喜地生活下去。对于这一切给我造成的困惑，我对贝拉克既感激又责怪。“如果我的生活中没有这样一个人，总在问是什么在驱动我，又是什么让我痛苦，”我在日记中写道，“我会自己问自己吗？”

我在想我还能做什么，我还有什么技能？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找到一份工作，在发挥自己才干的同时，还能有足够的时间做义工、欣赏艺术以及孕育孩子。

总的来说，我想要生活。我想要感觉完整。

那年8月，我被事务所派到华盛顿为一个案子做准备。我待了三周，但几乎没怎么出去转，因为我全部的时间都花在了酒店的会议室，和几个同事一起，打开公司总部邮来的档案盒，阅读里面的几千页文件。

最终，案子以庭外和解的方式解决，这也意味着那些文件我白看了。这是法律领域里让人恼火、但也在预期之中的取舍，做了半天准备，全是徒劳，这种事很常见。在飞回芝加哥的那个晚上，我想到自己又将重复每天要做的事，并要再次面对内心的困惑，心里便升起一种强烈的抗拒感。

我母亲那天很好心地到机场来接我， 在我们开车往市区走的路上，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你没事吧？”母亲问道。

我在高速公路昏暗的光线中看着她，“我不知道，”我开口说，“只是……”

就这样，我把自己的感受说了出来。我告诉她，我不喜欢我的工作，甚至也不喜欢我选择的这个行当。我内心很不安，迫切地想要做出大的改变，但是又担心那样挣不到足够的钱。我再次叹了一口气，说：“我就是觉得没有成就感。”

我现在可以理解母亲当时对我这番话的感受：她当时已经工作了9年，为了帮助我完成大学学业。之前很多年她都在家做全职妈妈，给我做上学穿的衣服，给父亲洗衣服，给我们做饭。父亲为了家人，一天8小时都要在水处理工厂的锅炉旁盯着仪表。

我的母亲刚刚开了1个小时的车把我从机场接回来，让我免费住在她家楼上的公寓，第二天早晨她还要在黎明时分起床，帮助我患病的父亲做好上班的准备，所以她并没有准备好帮助我处理关于成就感的焦虑。

母亲从不说教，也不会把自己的牺牲挂在嘴边。她一直默默地支持着我做出的每一个选择。不过，这一次，她嘲弄地斜了我一眼，打开转向灯下了公路，回到我们的社区，然后笑了笑。“如果你是在问我，”她说，“我的意见是先挣钱，然后再考虑成就感的事。”

接下去的6个月，我默默地努力给自己力量，没有做出突然的改变。在事务所，我约见了负责我小组的合伙人，请求承担更多有挑战性的任务。我试着把精力集中在我觉得最有意义的项目上，也留心着报纸上的招聘启事，并努力在律师行业之外建立人脉关系。我觉得，这些努力会让自己在未来感觉完整。

而在家中，一个新的情况让我感觉无能为力。我父亲的脚开始不明原因地肿胀，他的皮肤也很奇怪地出现斑点并变暗。但每次我问他感觉如何时，他都给我同一个答案，并且带着多年来一以贯之的肯定。

“我很好。”他会说，好像这个问题根本不值得一问。然后他会转移话题。

我给父亲预约了看病，但把他送到医院的是母亲——用的是救护车。他的脚肿得厉害，疼到他最终承认自己走路像踩在针尖上。他的病最终确诊为库欣综合征（编者注：由于多种原因引起的肾上腺皮质长期分泌过多糖皮质激素所产生的临床症候群，也称为内源性库欣综合征），可能跟他的多发性硬化症有关，也可能无关。不管怎样，我们早就错过了任何应急治疗的时间点。他身体的内分泌系统已经彻底紊乱。

我们面前只有一个真相：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父亲的离世让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我没有时间再闲坐着想人生该往何处去了。

父亲去世时才55岁，苏珊娜去世时只有26岁。这告诉我一个简单的道理：生命短暂，不能浪费。如果我死了，我不希望人们关于我的记忆是我写的那堆诉讼案情摘要，或者是我为哪些公司的商标做过侵权抗辩。我确信自己能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但我依然不确定自己想做什么。我打印了个人简历，在芝加哥全城散发。我写信给基金会的负责人、做社区工作的非营利组织和规模比较大的大学。我去见了所有我觉得有可能给我建议的人。

我意识到，我人生的下一段旅程不会自行展开，我耀眼的学历也不会自动带我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事业的方向无法从校友录的联系信息页找到，它需要更深沉的思索和努力。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向约见的人阐述我的职业困境，询问他们的工作内容以及他们认识什么人。我认真地询问有什么工作是一个不想再从事律师业的律师能做的。

在辗转介绍下，我认识了瓦莱丽•贾勒特，新上任的芝加哥市长办公室副主任。她非常优秀，从法学院毕业后在一家实力雄厚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后来她意识到自己不想做一行。她跟我说，从律师事务所转到政府部门让她感到解脱，以前在摩天大楼的高层办公室衣着光鲜地处理上流社会的法律事务的感觉很不真实，现在她跳到了真实的世界，一个无比真实的世界，浑身充满了活力。

我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去市政厅见瓦莱丽进行面试的，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市政厅是一个挤满人的地方，这让我既惊奇又振奋。

那里有人在结婚，有人在做车辆注册。有人在投诉坑洼的路面、下水道、他们的房东等各种他们认为需要市政帮助解决的问题。那里有躺在手推车里的婴儿，还有坐着轮椅的老妇人。那里有记者和政府说客，还有躲避暑热的无家可归的人。

在大楼外的人行道上，一群激进分子挥舞着标语，喊着口号，不过我记不清他们抗议的内容是什么了。我只知道那里复杂而节制的混乱场景既让我感到害怕，也把我完全吸引住了。市政厅属于人民——它有一种喧闹而真实的急迫感，那是我在盛德从未感受过的。

瓦莱丽原本在她的日程表上安排了20分钟给我，结果我们的谈话持续了1个半小时。回想起来，我确定当时我只是试图抓住一个难得的机会，希望能和一个跟我背景相似但比我早几年转变职业轨迹的人充分交流。瓦莱丽沉稳、果断、充满智慧，与我之前认识的人都不同。她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是可以保持密切关系的朋友。我当即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我离开前，她给我提供了一份工作，邀请我加入她的团队，只要我准备好了随时可以上班。我不会再做法律业务了。我的薪水是6万美金，大约是当时在盛德的薪水的一半。她跟我说，我应该花时间想想自己是否真的准备好做出改变，我必须考虑清楚再迈出这一步。

我对市政厅的评价向来不高。作为一个在南城长大的黑人，我对政治没有什么信心。政治历来都是压迫黑人的，是隔离和排斥我们的手段，让我们无法受到良好教育，找不到工作，所得报酬偏低。

几天后，瓦莱丽打电话来跟进，我告诉她我还在考虑中。然后，我问了一个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的问题。

“请问，”我说，“我能把我的未婚夫介绍给您吗？”

让我们再回到那个炎热的夏天。父亲去世后漫长的几个月，我一直处在一种迷失方向的混沌状态中。贝拉克飞回芝加哥，在父亲葬礼前后尽可能陪我多待些时间，然后才返回哈佛完成学业。

一直以来，贝拉克都拥有很多选择。芝加哥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研究员职位，我在盛德的同事仍然希望贝拉克能在事务所全职工作，而他那时还在考虑加入一家小型公益律师事务所。一个知道自己有无穷无尽的机会的人底气是很足的，他从不用浪费时间和精力去想自己的机会是否会枯竭。

贝拉克在所有交付给他的事情上都努力而负责，但和我认识的许多人不同，他从不以别人为标杆来衡量自己的成就、自己的进步，而我自己有时就会那么做。他有时似乎完全无视人生赛场上的激烈竞争，以及一个三十几岁的律师应该追求的所有物质上的东西。在我正考虑做出自己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改变时，我愈加珍视这种品质。

简言之，当其他人持怀疑和谨慎的态度时，贝拉克会相信你并对你有信心。他怀有一个简单而令人鼓舞的信念，那就是，只要你坚持自己的原则，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那个时候，我已经和许多人进行了许多次审慎而理智的谈话，探讨我如何从一个以所有外在标准衡量都前程似锦的事业中抽身。当我谈到自己还有贷款要还、还没有买房时，我一次又一次地从许多张脸上读到了慎重和关切。

我不由得想起我的父亲，他刻意地放低自己的目标，避开每一个风险，就为了让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母亲的话也在耳边回响：“先挣钱，然后再考虑成就感的事。”

贝拉克回到芝加哥后，成了安抚我的一剂特效药。他承认，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愿意被困在舒适而有保障的律师工作中，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未来的情况。但底线是，我们肯定不会变成穷人，我们的未来大有希望，可能正因为它没办法轻易规划，所以更加让人期待。

他是唯一一个告诉我大胆去做的人：消除顾虑，向着会让自己开心的方向前进。贝拉克认为你尽可大胆地跳到一个未知领域，因为你不会死。

在我答应贝拉克的求婚后不久，我也接受了去市政厅工作的邀请，贝拉克也确定要去那家一直在争取他的公益律师事务所。剩下最后一件事要做，我们要去度假，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是去朝圣。

在8月末的一个星期三，我们坐飞机离开芝加哥，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转机，等了很长时间，之后又飞了八个小时，在黎明前到达了内罗毕，贝拉克父亲的故乡。我们在肯尼亚的月色中走下飞机，进入了一个感觉上完全不同的世界。

空气的重量都和你习惯的不同，里面还有一种你无法辨别的味道，那是一种微弱的木头燃烧的烟味儿或柴油的味道，又或者是树上的某种花朵开放时散发的芳香。同一轮太阳升起来，但看起来跟你熟悉的就是有点不一样。

贝拉克同父异母的姐姐欧玛来机场接我们，她热情地欢迎我们。他们两个只见过几次面，但是姐弟俩的关系很亲密。

我永远都记得肯尼亚那个地方深红色的泥土，非常肥沃，有一种原始的感觉。路边的孩子叫喊着跟我们打招呼，他们黝黑的皮肤和头发上都沾着这种泥土。

下车后，我们又热又渴地往贝拉克祖母家走，最后到了一个干净整洁的混凝土住宅，旁边是一块菜地，还养着几头奶牛。萨拉奶奶就住在这里，他们都这么叫她。她个头儿矮小，身材丰腴，目光睿智，笑起来满脸皱纹。她不会讲英语，只会讲罗语，对我们远道而来看望她表示高兴。

在她身旁，我觉得自己非常高大。她好奇地仔细打量着我，好像要确定我是哪里人，怎么会来到她的家里，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爸爸是白人还是妈妈是白人？”

我大笑起来，在欧玛的帮助下，我告诉她：“我是纯种的黑人，基本上是美国最黑的人。”

萨拉奶奶觉得这很有意思。她似乎觉得什么都很有意思，还取笑贝拉克不会说她的语言。我被她的轻松快乐吸引了。

不久后太阳落山了，夜色开始笼罩村庄，这里没有电，我们能看到头上夜空的点点繁星。来到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像是一个奇迹。我和贝拉克睡在一间简陋的卧室里，听着周围玉米地里传来蟋蟀的叫声，还有我们看不到的动物的窸窣声，在这个小屋里我们感觉舒适而安全。我还记得身处这片广阔的土地，内心升起敬畏感。

我有一份新工作、一个未婚夫、一个大家族，甚至还有一个认可我们亲事的生活在肯尼亚的祖母。这是真实的：我被抛出了我自己的世界，而目前感觉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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