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出自学校食堂，答案却在资本江湖！……

如无意外，四年之后，或许用不了这么久，这所学校将不会再以“七中”为名。

如无意外，这所位于成都温江的明星私立学校，也将基本告别19.5亿的身价估值。

资本是逐利的，但资本市场也是冷血而残酷的。任何粉饰与包装，只会增添真相来临时的震撼与尴尬。这次，发生在私立学校食堂的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而偶然的事件。更可以说，与塑胶毒跑道事件、红黄蓝事件、亲子园虐童事件，甚至与疫苗案一脉相承。

与其说，这是一场意外的黑天鹅，更像是伴随资本大举进军民营教育领域之时，那一头横行的灰犀牛。

一

洪清宜几兄弟来自福建石狮。当然，他更多标榜自己的身份是港商，是侨领。

在成都，洪清宜兄弟与他们的冠城集团，作为较早进驻成都发展的港资公司，小有名气。业务跨度包括地产开发、金融投资、生态农业和民办教育。位于成都市中心的冠城大厦，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地标作品。

虽然入川的时间早，但可能还是囿于实力不足，冠城的项目并不多，公司的盘子并不大。要论规模，比不上此后登陆的李嘉诚等真正的港资霸主；要论名气，也无法和他的石狮同乡许荣茂相提。在后来，一帮广东的地产商蓬勃壮大、席卷全国之后，洪清宜和他的冠城，就更加籍籍无名了。

地产行业马太效应明显，这样的公司进入土拍市场已很困难。为了生存，只能另辟蹊径。让洪清宜紧紧拽住的拯救未来的稻草，就是教育产业。

这次发生食堂卫生事件的成都七中实验学校，是洪清宜在教育产业领域的一张名片。

这所学校以“七中”为名，并借此招徕师资与生源，但与那所真正的百年名校成都七中的关系，却已非常尴尬。双方一度对簿公堂。

2003年，洪清宜的公司与成都七中合作，在温江拿地数百亩，筹建了成都七中实验学校。在这所学校至今的介绍中，仍写明了是成都七中“强力领办、独家管理”的民办学校。

这可能是洪清宜玩的一个文字游戏。事实上，这所学校从股权上看，由洪清宜的冠城公司全资持有，七中在其中更多只是一个冠名的身份。这冠名权一签就是二十年。

洪清宜每年都会给师生写一封公开信，指陈自己发展教育产业的热忱。在一篇名为《拳拳赤子心、殷殷教育情》的报道文章中，洪清宜甚至说将发展民办教育作为一生奋斗的事业。但洪清宜终究是一个生意人。教育也是产业，不是公益。讨论一个商人进军教育领域的初心，千万不能忽视这一点。

要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洪清宜要卖掉这所由他一手创办的学校了。从2016年开始，洪清宜开始着手将这所学校变现，最佳路径当然是打包上市，这条路并不容易，其次的选择是直接出售给上市公司。

不得不提一个背景，2016年，成都另一个民办教育巨头德瑞系，将旗下的成都实验外国语若干学校打包在港上市，市场反响很好，这可能也是让洪清宜无比眼红的一点。

2017年初，包括勤上光电、皖新传媒等多家上市公司接洽洪清宜，有意接手这所学校。估值接近20亿，最终由皖新传媒接近收购完成。那时候教育股的热度不减，市盈率居高不下，正是套现的好时机。

这所私立学校每年为冠城公司贡献上亿的利润。你很难想象这一点，从投入产出比来看，这是一头真正的现金奶牛。

而这个“七中”的品牌使用费，洪清宜每年只需向成都七中支付200万元而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这个名号给学校带来的收益，那每年上亿的利润，以及近二十亿的资本估值，你很难说没有关系。懂行的都知道，对上市公司并购案而已，“商誉”在估值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但这个“七中”的品牌是有期限的，过期是作废的，在期限内早早地从资本市场变现，可能是洪清宜一个不为外人道的小算盘。2016年成都七中换了校长。如果不是成都七中的新领导早早地发觉问题，这笔生意很可能就做成了。

二

用“七中”品牌撬起一个数十亿的大生意，这是洪清宜最值得书写的一笔。这也是他作为商人的精明之处。这让我想起他在足球领域的另一番遭遇。

在教育界，洪清宜可以说是一个庄家，但在足球界，他只是一个陪玩的。庄家是更有来头的人，比如徐明。

冠城是曾经辉煌一代的四川足球的送葬者。

2003年，就在洪清宜筹办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的同时，他在足球界还干了一件大事，“接手”颠沛流离的四川足球。彼时，辉煌的川足已是强弩之末。全兴退出，由徐明掌控的实德系公司（大河公司）收购了川足俱乐部。

问题来了，同一个联赛，不同的两家俱乐部，背后是同一个老板？这显然是不行的，甚至是荒唐的。比赛的公允性在哪里？但在那个年代，徐明和实德系就这么干了，你不得不服。舆论中，让实德系退出川足的呼声一直不绝，直到徐明找到洪清宜来接手。于是，四川冠城俱乐部诞生，也成为最早缔造中超联赛的俱乐部之一。

但名义上是“接手”，实际上，冠城在川足的角色耐人寻味，更像一个品牌冠名商。实德系仍在川足的背后牢牢操控。

冠城内部人士就曾袒露过，为了达到中超联赛的注册指标，冠城每年在足球俱乐部里“冠名”的费用，就要从集团拿出数千万元。而这，仅仅是陪徐明唱戏而已。此后，迫于各方压力，实德系承诺退出川足，2006年初，四川冠城俱乐部就地解散。

川足的历史就此终结。

同样是“冠名”，玩足球，每年拿出几千万，近乎于打水漂，而盖学校，每年只需要支付两百万，却可以贡献上亿的利润，两相比较，天差地别。如果你也是商人，你会怎么选？

对洪清宜而言，这是一个教训，也让他笃定了做教育产业这条道路。

那个年代，“民办公助”的办学模式十分流行，也是政府鼓励的。随着资本的流入，可以有效缓解公办教育供给端的不足。而名校的牌子，也是资本极力追逐的。直接冠名和师资共享，是一个常见的合作捷径。

只是，可能成都七中在当时无法想到，200万每年的冠名权其实是国有资产的无形流失，品牌的价值可以被利用，可以被商人在资本市场无限放大。

最后，当洪清宜要把成都七中实验学校打包卖给上市公司时，成都七中不干了。

他们到法院起诉了洪清宜的公司。不光是这个品牌使用权的问题，当年的收购案还包括学校的业绩对赌的约定，这与《民办教育促进法》中规定的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立营利性学校的规定相悖。

洪清宜的学校包括小学和初中，正受此法约束。

因为这个诉讼，洪清宜卖学校的生意黄了。随着食堂卫生事件的发酵，“七中”这个品牌的使用权，恐怕也已进入倒计时。

三

这次直接卷入学校食堂卫生事件的承包商叫四川德羽。除了七中实验，他们还在四川承包了十余家学校的后勤服务，服务师生接近10万人，其中不乏一些名校。

德羽的老板叫吴春雷，是一个来自南充营山的小商人。这两年，他在成都联合了若干家从事后勤餐饮服务的公司，稍加整合，开始发展规模，并向全川进行了扩张。如果不是这次的事件，相信这门生意的前途十分“光明”。

但一旦出了事，对公司而言，可能就是致命的。最新消息是公司的牌子已经被摘掉了。

作恶者自有其果，不必多言。而我更关心的，是作恶者为恶的土壤。

这所私立学校是否真正关心过自己的后厨？有关部门是否真正做到了监督？答案可能是模糊的。就在事情发生的若干天前，在有关部门的引荐下，很多同行还到这所学校的后厨参观学习。这个厨房甚至也有卫生领域的各项评奖。用以示人的，一切都很光鲜。

但在扭曲的商业逻辑下，阴暗面一拆即破。

一所学校上亿的利润从哪里来？《民办教育促进法》约束了学校无法从学费、课本费中谋利，但住宿费呢？校服费呢？食堂餐费呢？私立学校每年高额的“学费”花在了哪里，相信所有的家长心里最清楚。这也是他们知道真相后无比愤怒的原因。

据说，这所学校要从食堂承包中抽走50%的利润，如果为了上市设置了对赌协议的话，这种抽成可能只增不减。来自财务上的挤压，势必让承包者铤而走险。

要知道，学校的所有者是商人，而食堂承包者又何尝不是商人？

商人层层逐利而没有约束的后果，便是吃进肚子里的劣质食材，便是千万学子的健康代价。

食品卫生是一个公共领域。而针对中小学生食堂的食品卫生，不仅是公共领域，更是一个特供领域。其所受的约束，应遵循的规范，应该更加严格才是。

商业并不是食品卫生的敌人，自私的人性也不是。相反，严格的监管，健康的竞争，才能让真正的商业逻辑、让健康的社会资本引导产业良性发展。

一百多年前，美国一名作家卧底各地屠宰场，用自己的见闻写下了震撼人心的《屠场》一书，揭露了资本野蛮竞争下食品行业的混乱无序，引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大担忧。

随后“扒粪运动”应运而生，在媒体人的努力下，那些商业界的丑恶不断显露，只为自己发财、罔顾公共利益的行为，变得无处可藏。美国著名的FDA随后成立，并发挥作用至今。

有人无不担忧地说，中国如今的食品安全环境，令人想起一百前的芝加哥。

这可能有些夸张了。但这场舌尖上的战争，的确已经旷日持久了。战火烧到学校的食堂，更是让人愤慨不已。已经有发达国家的弯路在前，我们更应该知道正确的方向。

我只有个小小的心愿，希望这条道路的征程，不是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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