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六千年的养猪历史…… – 分享日记

中国人六千年的养猪历史……

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养猪了,并且猪作为每个家庭都要有的重要财产,才诞生了家这个字,家就是屋檐下有一个豕字。在殷墟出土了猪舍的模型,一般都是厕所和猪圈在一起,上面是厕所,下面是猪圈,人的排泄物会被猪吃掉。这种形式的厕所在七八十年代的农村依然存在。

河姆渡陶猪

新石器时期

要是往前倒,我们国家迄今为止发现的家猪饲养的证据,应该在六七千年的历史了。在半坡遗址、河南沥川下王岗遗址、余姚河姆渡遗址,都发现了大量猪骨,经过比对,发现这些猪骨与野猪骨头有明显区别,更加接近家猪的骨骼,说明此时,古人已经对野猪进行了较长时间的驯养。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过一只陶猪,四肢短小,躯干部分占比例大,头占比例小,更加接近家猪的体型。只是这时候的猪前躯占身体的比例介于野猪的70%和家猪的35%之间,前躯占身体的50%,是野猪向家猪演化的中间状态。

猪骨头化石

并且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48种动物骨骼中,猪骨占大部分,说明猪肉是河姆渡人的主要的肉食来源。

在游牧民族地区,却很少有猪骨的发现。在猪牛羊马狗这些动物中,只有狗和猪不用长距离放牧,适合在家庭中饲养,这个对于定居的农业经济地区的人来说,是最好的肉食来源。

通过对于这些骨骼的牙齿的研究,发现,这些骨骼中以幼龄猪为主。这个好像在佐证一件事,就是未阉割的成年猪,猪肉不好吃。因此要在它的肉变得难吃之前就宰杀掉,说明此时阉割技术还没有发明,或者说不成熟,没有普遍推广。

到了新石器晚期,私有财产的概念开始加强。通过对这一时期墓葬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用来殉葬的主要财产就是猪的下颚骨,可见猪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地位的重要性。

古老的职业:劁猪匠人

商周时期

到了商时期,养猪就更普遍了,开始出现对于养猪的记述。随着贵族的大规模养猪,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育种人员。根据古籍记载,商朝有”豕人“这个官职,是专门负责猪的选育的,还有“牧人”,是负责喂猪的。在这一时期,猪的相关文字在汉字中也开始增多了,例如母猪叫豝,公猪叫豭,养猪叫豢,三个月的猪叫豯,六个月的猪叫豵,带这个豕字旁的字特别多,都是跟猪有关系的。而且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字“豮”,就是阉猪,说明这个时候,阉割的技术已经有了,并且成熟到可以发明一个字来表示它了。

周朝时,记录养猪的文献就更多了,《周礼》 、《礼记》、《尔雅》 、《说文解字》 、《方言》等许多古籍中,均记载了猪的年龄、毛色、性别而区分的诸多名称。

汉代陶猪舍

汉朝

汉代时,甚至有了专门相猪的人,《史记》中记载了一个叫留长孺的人善于相猪,他通过对于小猪的外在特征,推断这个小猪的成活率、饲养难度、出肉率,如果太低就要及时淘汰,一面浪费人工和粮食。例如:短颈无长毛者良,一厢有三牙者难留。这些相猪法,为以后系统地总结相猪经验奠定了基础。

汉朝时的书籍记载了养猪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积肥。《汜胜之书》是我国古代最早记述养猪积肥的文献。书中谈到种麻使用“溷中熟粪”,即腐熟的猪粪。溷就是猪圈中积肥的地方,一般是在猪圈里挖的一个深坑,平时的猪粪都赶到里面去沤着,等到猪粪充分发酵后,就施到地里去。虽然只是最早的积粪记载,但是溷这个字在商周就出现了,可以推测,积肥这种行为在商周时就有了。

《史记》中还记载了当时的富豪们养猪的规模巨大,“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 牛蹄角千 ,千足羊, 泽中千足彘 ,水居千石鱼陂 ……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一次性养猪千头以上,规模也不算小了。

汉朝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习俗可以说明人们对于猪的重视。这就是墓葬习俗,汉朝有视死如生的观念,往往在墓中陪葬很多死者生前的财富。在墓葬中最常见的就是陶甬,这其中就有陶的猪圈和小猪。还有他们往往在死者手里放一个玉握猪,来象征死者在死后依然掌握着财富,可见汉朝人对于猪的崇尚程度。

汉代玉握猪

这个时期对于农户养猪甚至已经上升到了政策层面。西汉宣帝时,龚遂做渤海太守 ,因为“齐俗奢侈 ,好末技 ,不田作” ,他就推行带有强制性色彩的劝农政策, 要求家每户必须养母猪两只、鸡五只。

汉朝时,有一些人总结了自己的养猪经验,写了不少著作,但是流传范围不广,后来都散失了,例如商邱子的《养猪法》 ,卜式的《养猪法》,估计这些书是对当时养猪经验的一种汇集总结。虽然这些书没有流传下来,但是这些养猪的经验还是流传下来了。说会就到了南北朝时期,诞生了一部伟大的书籍。

贾思勰

南北朝时期

北魏时期,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完成了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它主要总结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的经验,其中就有养猪法。书中提到:“圈不厌小,处不厌秽,亦需小厂以避雨雪。春夏草生,随时放牧 ,糟糠之属,当日别与。八、九 、十,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蓄待穷冬春初。”

猪圈要小,限制猪的活动范围,利于育肥,脏点没有关系。猪圈还要有小屋,可以给猪避雨雪。春夏之交,草刚长出来,牛羊能吃,但是猪吃不饱,要适当地补充糟糠等饲料。八九十份,草都结了籽,还有各种野果子,这些就够猪吃的了,不用浪费饲料,让他们到外面吃就好了,节省的饲料要留在冬天和春天使用。还有:“猪性甚便水生之草 ,耙耧水藻等令近岸 ,猪则食之 ,皆肥 。”给猪喂食水生植物,既节省饲料,猪长得又肥。

书中还介绍了母猪的产后护理:“十一、十二月生者,一宿蒸之。索笼盛豚,着甑中,微火蒸之,、汗出便罢 。豚不蒸则脑冻不合,出旬便死。所以然者 。豚性脑少,寒盛则不能自暖,故以暖气助之。”这个是介绍母猪下在冬天下了小猪仔,为了提高成活率,而要保暖的,用”索笼微火蒸之“。千万不能大火,否则蒸着蒸着,就想喝两壶了。

书中还记载了给小豚如何配饲料:“宜埋车轮为食场 ,散粟豆柱内。小豚足食, 出入自由,则肥速 。”还有给小猪割蛋蛋的时间:“六十日后犍” 。等等

《齐民要术》对于养猪经验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养猪业的发展水平。而且也提到了这一时期,养猪由放牧开始到半牧半饲的转化。这一点折射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时期,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汉朝时适合放猪的沼泽地区逐渐消失,大规模放猪的饲养方式受到了限制。这导致了唐朝及以后,养猪业向完全舍养的方向转化。

唐朝时期

唐朝时期,小农经济发达,大规模养猪的情形大大减少,但是依然有官家的官豕动辄数千头。但是如此大规模的养猪场地,在唐朝的均田制之下,很少有人愿意这样浪费了,因此这一时期,多以家家户户个人饲养一两头猪的模式为主,保持“家二母彘”。此时依然还有少数养猪大户,如唐朝的马氏五兄弟,他们就是完全靠养猪致富,此时他们饲养上千头猪,完全使用的是圈养的方式,养出的猪,都就近供应长安市场。

宋朝时期

宋朝时期,除了皇室和朝中一些大臣“不用猪肉,只登羊肉外”,东京汴梁城每天食用的猪肉都达到了上万头,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唯民间所宰猪 ,须从此(南薰门)入京, 每日至晚 ,每群万头, 止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 。”可见汴梁人对猪肉的需求程度和宋代养猪业的发达程度,几乎是每家每户都会吃的。根本不存在只有穷人才吃的情况。

宋朝皇室不吃猪肉,可能跟赵匡胤在沙陀系军队里生活过,饮食习惯发生了改变才和游牧民族一样食用羊肉的。

烤乳猪

元朝

元朝时,虽然蒙古人不吃猪肉,但是广大的汉地、南方地区的人依然要吃猪肉,所以养猪业并没有衰落,《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他当时在我国浙江省的衢州旅行时所见到的情景,:“在这个地区,看不到绵羊 , 但有许多公牛 、母牛 、水牛和山羊 ,至于猪的数目则特别的多。”

明朝

明朝就有点奇葩了,由于皇帝姓朱,所以明朝正德14年发了一道圣旨,“禁止养猪, 违者永远充军 , 以俗呼为国姓,旬日之间, 远近尽杀, 减价贱售, 小猪埋弃 ,一时骇异。”《万安县志》载:“正德中 ,禁天下畜猪, 一时埋弃俱尽 。陈氏穴地养之, 遂传其种 。”这是中国养猪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中国的养猪业几乎在这里就终止了。

红薯是个好东西

清朝

清朝时,养猪业渐渐恢复,这时出现了一种新的饲料:地瓜。地瓜产量高,热量大,不管是藤蔓还是地瓜都能养猪,比之前用浮萍喂养效果还好。据《番禺续志》记载:“当地养猪,均以煮熟番薯、番瓜、红苋菜等和糟饲之, 故其肉肥美 。”

这一时期还出了关于猪的疾病的书籍《猪经大全》, 成书于(清)光绪 19 年前 ,作者不详,是专门论述兽医的专著 ,系统地讲述猪病治疗方法 ,共有 50 种猪病,有症状 、处方和插图说明。

这段时期,各国的猪的品种也开始相互交流,中国的猪被带到英国、美国等国家进行杂交选育,外国的猪也进入到中国,可惜清朝后期,民贫国困,经济没有得到发展,养猪业也停顿了。

综上所述,我国的养猪业历史悠久,中间也有过大规模养殖的过程,但是囿于小农经济的局限,汉朝之后,始终没有能够有突破性的发展,直到现在,有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养猪场,这一困境才得以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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