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的罪与罚，为何男性是弱势群体……

社交媒体上，一段“南航空少电梯内骚扰醉酒男同事”的视频，触发广泛热议。据悉，一飞行员酒后遭空少“骚扰”（性骚扰），事后多次调解未果。而在最新的报道中，南航空少否认侵犯男同事，并表示视频系恶意截取，已发律师函。

该律师函称，“（飞行员）公开散布虚假言论”、“逼迫下跪道歉”等。对此，飞行员方面通过朋友否认。

就事论事，如果一件事情走向“罗生门”，就意味着人性之中，真相必然艰涩的浸润在谎言之中。从某种层面上而言，因空少和飞行员同处在一个工作体系中，就说明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在“熟人”或“半熟人”的关系背景之下。由此，也再次实证，关乎纠葛纷扰，十之八九，难逃“熟人困境”。

当然，回看“南航空少电梯内骚扰醉酒男同事”的事件上，之所以会触发更深层次的激辩。缘于，国人在“性骚扰”的认知上，一直都是“男性指向女性”。并且，对于同性之间，历来只有“肢体接触”的认知，不会有“肢体触碰”的认知。由此导致，发生这样的事情，舆论的反应，基本上是结构性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关乎“性骚扰”，一直以来多是“道德审判”，而能诉诸法理审判的案例，几乎“清一色”涉及人命。这也反映出，对于很多女性来讲，貌似“性侵犯”不致命，就最好息事宁人（息讼）。

因为，在主流的道德秩序中，关乎“性骚扰”事件，无论是“侵犯者”（主流的道德认知中多是男性），还是“被侵犯者”（主流的道德认知中多是女性），都存在一定的耻感。

尤其，关乎婚恋秩序，但凡有“性骚扰”的污点，无论是侵害者，还是受害者，都好像会一定程度的“贬值”（会成为阻碍婚恋的永恒污点）。于此，对于“性骚扰”事件，很多时候，会一定程度的“被边缘化”，无论是主动报案，还是主动举证，都显得不够积极。

然而，对于“南航空少电梯内骚扰醉酒男同事”的事情，因发生在同性之间，自然就会导致道德激辩更浓。因为，这里面所存在的问题，不只是简单的“侵犯事实”，还关乎人们对于同性之间，性骚扰的尺度鉴定和伦理争议。

即便主流价值观不认可“同性恋”，但是，不代表同性之间的“性骚扰”，就可以被完全漠视。从某种层面上而言，这是两回事儿。因为，关乎亲昵行为，以及私密处的触碰，这在道德上和法理上，都应该是“同一化”的。并且，具体的场景涉入也是有要求的。

因为，这从“南航空少电梯内骚扰醉酒男同事”的细节追问上，就能感受到一些端倪。人们普遍关心的不是受害者，而是认为，同性之间发生这样的行为，有些不符合基本的道德规训。所以，对于当事“空少和飞行员”，最终都可能成为舆论上的“受害者”。

所以，空少和飞行员的“罗生门”无论以怎样的结局落幕，都不会得到舆论的认可。并且，这从节外生枝的各种信息中，已经袒露无遗。而对于他们的所属工作单位，以及主持公道的法理，很大程度上，也只能看他们自己的态度。至于，实质性的公判，显然没有太多余地。

毕竟，以当下的“性道德”，不仅把过去对妇女的要求施加于男人的性生活中，而且还禁止夫妻之外的任何性生活（道德上的绝对性，法律上的半透明）。不过，总体上来讲，考虑到两性之间性需要的巨大差别，对男性偶尔在性方面的越轨，还是宽容对待的，这无疑就是对男性的性道德采取双重标准。

这种“双重标准”，有一种纵容男性的气质。但与此同时，也让男性更容易被控诉。所以，不论是男性侵犯女性，还是男性侵犯男性，都好像天理不容。并且，男性侵犯男性，会造成更大的道德审判。一方面，是性取向的审判，一方面是侵犯的审判。

总之，男性的侵犯行为，会成为一种灭顶之灾。因为，这在对于同性婚恋较为不容的道德秩序下，很容易形成基本的社交封杀。所以，很大程度上，同性侵犯更为代价沉重。因为，一旦发生，就意味着都可能是“受害者”。由此，也可以窥见，在同性的侵犯序列里，往往更是“见光死”。

不过，也必须指出，人们在性快感的实践中，已经明确的区分成两种角色与两极，就像人们也能够根据生育功能来区分它们一样。这是两种地位的价值：“主体的价值与对象的价值”，“主动者的价值和被动者的价值”。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女性作为女性，是一个被动的要素，而男性作为男性，是一个主动的要素”。由此，我们发现，既然“肉体”的经验被认为是男人与女人共有的经验（即使它在女人中的表现方式与在男人中的表现并不一样），既然“性经验”是以男性性经验与女性性经验之间的巨大差异为标志的。

那么“性活动”就被认为是一种，包括两个各有自身角色与作用的活动者，一个是施动者，一个是受动者的活动。

甚至，在一些流俗的脏话中，也能很直接地感受到这种变化。比如“操”和“日”，虽然在整体的言语段落中很粗俗，但是，其中的动词表达，依旧在体现主动和被动，男性主导和女性被主动的现实。并且，在一些同性关系中，似乎依旧存在，比如“攻”和“受”。

在这样的一种性秩序下，本质上，男性属于“道德上的弱势群体”。因为，在同样的环境下，秩序下，尺度下，男性容易成为耍流氓的主动者，而女性容易成为伤害的承受者。并且，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道德上，基本的尺度都站在女性一方。

并且，这种“站位”，导致男性受到侵害的时候，都不太容易获得支持。这种较为把女性“客体化”的尺度中，男性似乎永远潜藏着“攻击性”，起码，在性问题上，应该短期内不会有太大改变。当然，关乎同性之间的“性权益”，似乎更加维艰。

因为，对于权益的维护，如果道德上得不到支持，就意味着“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性骚扰的罪与罚”，本质上就是“冲动的惩罚”，而对于“似是而非”的主流认知，其实根本不关乎对错，而在于大多数人的认知，能不能达到应有的水平，这其实更加值得关注。

由此，也可以预料，对于“南航空少电梯内骚扰醉酒男同事”的纷争，终将只是性别认知提升中的一组物料，而非标志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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