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是否会进入滞胀?…… – 分享日记

中国经济是否会进入滞胀?……

在50年前,滞胀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即使有滞胀,这种滞胀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很快就会被经济周期烫平。

那么,为何在最近50年才开始出现滞胀这种新型的经济危机呢?

那是由于,在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政府长期使用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市场货币产能过剩,供给侧出现问题。

同时,由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得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递减,资金效率下降,从而出现工人失业,由于大量货币滞留于市场,这些货币外溢到商品市场中,引发通货膨胀。

于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即为滞胀。

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是凯恩斯主义引发滞胀,凯恩斯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明确指出,他的学说仅仅针对短期经济现象,长期并不成立。

只是凯恩斯的追随者们,习惯用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

那么,未来中国是否会发生滞涨?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前提之下,物价是否会上升,失业率是否上升?

所谓滞胀,就是经济衰退,物价上涨,但是唯独工资没有涨。

坦白来说,如果货币增长量大于经济增速,经济增速又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长此以往,则容易出现滞胀。

因为,一旦经济增速下行,只能发行更多的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样的话,短期经济会很好过,但很快就会下行,这样只会使得通胀更厉害,失业更严重。

为何经济增速一定会低于货币增速呢?

因为经济增长边际递减。

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在一亩地中,你只要不断的增加施肥,这亩地的收入会越来越高,但是,等到达到一定阈值之后,无论你如何施肥,这块地的收入也不会增加了。

对于经济活动也是如此,如果持续增加货币投入,只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引发通胀。

中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资本流动受到限制,外汇没有完全市场化、自由化,货币的多寡很难准确体现在外汇市场、国际资本市场上。

在过去,中国发行了大量的货币,尤其的是信贷货币。

在2008年之前,中国商业银行创造了100多万亿的广义货币,并且大量通过影子银行作为表外业务流出,这些资金最终流向房地产、制造业、基建等。

2008年后,中国商业银行创造了100多万亿的广义货币,并且大量通过影子银行作为表外业务流出。这些资金,主要流向了房地产、制造业、基建以及国企。

十年之后,由于基建的投资回报率下降,房地产价格在高位,这两项投资拉动经济的效果已经大打折扣。

而在制造业投资方面,传统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也不再明显,同时高端制造业以及新兴技术产业也没有发展起来,经济转型升级面临重重压力。

在经济增长方面,由于投资与出口增速的下降,以及投资与出口对经济的带动效应也在下降,在消费方面,由于货币扩张以及家庭债务高企,消费支出也非常有限。

当然,一个核心的原因在于,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经济增长的原因,依靠消费来劳动经济,并不现实。

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是大概率事件,我们需要适当调低经济增长的预期。

早在2016年的时候,管理层已经意识到中国存在货币发行过多,导致债务率高、杠杆率高,金融风险大的问题,因此开始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缩货币与信贷。

但是,这种紧缩却遇到结构性的问题。

一些民营行业出现流动性危机,融资成本加剧。2017年与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调结构、防风险、精准扶贫等问题,当然,也出现流动性危机、股票质押爆仓等问题。

所以,到了2019年的时候,货币政策开始有所调整。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转向稳货币、稳房价、稳物价等,不再搞大水漫灌,而是采取精准滴灌。

也就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并不完全紧缩,而是对一些特定的企业与行业开放,这是一种行政调节的方法。

但是,行政手段毕竟效果并不好,广大中小企业还是需要依赖相对宽松的信贷政策,才能降低融资成本。

当然,政府也陷入两难。

如果实施宽松一点的货币政策、信贷政策,有可能助长房地产泡沫,如果紧缩货币,一些行业无法获取流动性,又会出现成本上涨。宽松一点的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又会进一步助长房地产泡沫。

管理层只有用行政手段来调配,先把资金流动性输送到大企业,保证稳定优先,只有经济稳定,失业问题才不会严重。

但是,如果货币政策全面走向宽松,物价上涨的压力就会增加。

那么,货币政策是否会走向宽松呢?

当然不可能。

唯一的办法是先牺牲就业与经济增长,减少货币数量,先控制住通胀。

只有控制了通胀,才能使市场的价格机制与供给机制恢复正常,才能促进经济与就业增长。

解决滞胀的唯一办法是,投资更多新技术,只有技术进步能够解决投资收益递减的问题。

中国过去几十年发行那么多的货币,没有出现通胀,就是因为中国引进了许多外来技术成果与制度成果,同时叠加信息技术革命,这使得每一次技术引进,大大提高边际收益率,避免边际收益率下降过快。

那么,如何促进技术进步呢?

一方面放松管制,开放更多上游市场,让私人资本进入竞争,推动社会资本从投资基建拉动转向投资高新技术、高端制造。

另一方面要大规模减税,以提振企业家信心与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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