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五次人口大迁徙之湖广填四川……

中国近代五次人口大迁徙之湖广填四川

中国人有着很强烈的故土情结，“落叶归根”，不到迫不得已，他们不愿意背井离乡。

在清朝初期，朝廷采取“移民垦荒”的措施，10余个省发动民众来四川定居，在前后100多年时间里，一共有100多万人移民到四川。这就是在中国古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湖广填四川”事件。

「湖广填四川」是一次由政府主导的，以经济发展、社会重组为动因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运动。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一次在元末明初，一次是在明末清初。

所谓「湖广」原指元代所设「湖广行省」（含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贵州一部分）的简称。到明代，「湖广行省」分为广东、广西、湖广三个布政司（省）。这时的「湖广布政司」辖今湖北、湖南之地，习称「湖广」。

明末清初迁往四川、重庆的移民主要来自湖北、湖南、陕西、广东、福建、江西、广西、甘肃、江苏、浙江、贵州和云南等十余个省，尤以湖南、湖北为多，故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称。再加之清朝政府以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为湖广移民入川的主要集散地，因此今天四川、重庆土著居民大都以「湖北麻城孝感」为祖籍。「湖北麻城孝感」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成为重庆和四川移民祖籍的代名词。而重庆又是「湖广」移民进入四川后定居、繁衍、创业的重要地域，也是再向全川扩散或「二次移民」的「中转站」。

其实，早在公元263年的三国蜀汉末期，四川人口就已高达百万；到南宋末期，四川人口更是一度增长至近千万；此后在蒙古人的屠戮下，四川人口锐减，经历明朝的移民和繁衍生息，到明朝万历六年（1578），全省人口一度恢复至600万人。但没想到明末清初这场历时四十多年的战乱，竟然将四川一度打回了原始社会。

正确来说，四川历史上有八次移民

第一次，战国与秦朝间秦民入蜀：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秋，秦国派大夫张仪、司马错从金牛道攻蜀，将巴蜀纳入秦国版图。此次战争杀掉多少蜀人无记载。但结果是秦“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华阳国志.蜀志），此次秦向蜀移民达四万人以上。

第二次，汉末至三国蜀汉荆楚移民入蜀：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巴蜀地区人口351.4万，至东汉永和五年（140年），巴蜀地区人口达469.9万人。但因战乱，至建安十九年（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时，巴蜀地区人口竟余80余万。刘备、诸葛亮领兵入蜀，荆楚移民入蜀达十余万人。到蜀汉灭亡时，巴蜀地区人口达108.2万人。

第三次，两晋之交北方移民入蜀：西晋后期巴蜀地区爆发李特起义，后其子李雄在成都建立大成王朝。由于大成王朝执行亲民、重视文化人的政策，秦雍二州的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等六郡数万家，十多万人经汉中、剑阁入蜀。

第四次，隋唐之交北方移民入蜀：隋唐之际，蜀中并未遭受大的杀伐，唐对巴蜀采取招抚，并未加之大的征讨，蜀地相对稳定富庶，成为北方移民向往的世外桃源，大批北方人纷纷入蜀。那时有文人皆入蜀之说，其中就有从陇西成纪迁入的李白一家。据《隋书.地理志》记载，隋大业五年（609），巴蜀地区人口41.4万户，约200多万人；到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巴蜀人口猛增至69.4万户，约350万人。

第五次，唐至五代北方移民入蜀：唐末至五代，因战乱导致大批北方人迁入四川。其中，五代前蜀的王建，后蜀的孟之祥均为北方人。前后蜀期蜀中少战乱，导致大批北方人入蜀避乱谋生。

第六次，两宋之交大批外省人涌入四川：宋朝灭后蜀，曾大肆烧杀抢掠，杀戮蜀人，引起蜀中民众起义反抗，让蜀中人口大减。当时宋军统帅王全斌为避免已降蜀军叛乱，竟将两万多降军骗入夹城全部屠杀，由此可见被屠蜀人之多。于是引来宋朝外省移民入蜀。但大规模的移民潮在南北宋之交，北方人为躲避金兵入侵入蜀，引发移民入川高潮。据《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绍兴二年（1132）入川北方人达15万人；隆兴元年（1161），入蜀北方人达几十万。北宋崇宁元年，四川人口为525.5万人；到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四川人口达1153.1万人。

第七次，元末明初第一次湖广填四川：南宋末叶蒙古铁骑攻蜀，遭到蜀中军民强力反抗，这场抗蒙战争长达48年之久。近半个世纪的战乱，四川人口降至12万户约60万人，人口损失达95.36%。这次移民从元末明玉珍带领红巾军入蜀，在重庆建立大夏王朝起，大批湖北地区移民入川，为第一次湖广填四川之始；其后从明洪武起，以湖北湖南为主体的南方移民入川，史称“奉旨入蜀”。明朝四川新都大学问家杨慎之祖辈，即明初湖广填四川来到新都的。到洪武十四年（1385）四川人口上升到146.45万人；到万历六年（1578），四川人口方升到310万人。

第八次才是【湖广填四川】

【湖广填四川】的一次人口迁徙，入川路径共有三条 :

最易的一条 : 湖北、湖南人，部分广东、福建的客家人由长江进入

最近的一条 : 陕西、甘肃等北方人由陕西古驿道南下进入巴蜀大地

最险的一条 : 贵州、云南和部分广东、湖南（接近贵州）人由川黔古道进入

「湖广填四川」的原因

明末清初的天灾人祸，造成四川、重庆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迁，使社会生产力降到最低水平，成为四川、重庆最严重、最现实的社会危机。为了恢复经济，重组社会，从清初顺治朝开始，中央政府对四川、重庆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鼓励移民的措施，从而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史称「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

四川人口锐减是「湖广填四川」的直接原因。

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人口总户数为26万户，约131万人 ，是为明代最高峰。到清初四川人口仅残存62万左右 （另一说为50万左右 )，出现了「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境况。引起四川人口如此陡降的原因主要是战乱、瘟疫、虎患三重天灾人祸。

1．战乱连年

关于「湖广填四川」的原因，在民间传说中最普遍的说法是「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大西军60万人、战船数千艘，由鄂入川，连克川东诸州县，五次攻占重庆，最后直取成都并称帝，建大西国。其实，「张献忠剿四川」只是造成清初四川人口减少的一个因素，并非全部，更不是唯一的原因。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30多年间，为害四川的战乱还有清军和地主武装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之间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战、南明政权与清军的战争、南明政权内部的斗争，以及吴三桂之乱等等。其持续时间之长，争夺之激烈，史所罕见。由此造成四川、重庆生灵涂炭，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一片惨景 。

2．天灾频发

顺治初年，旱灾席卷四川大地，顺治四年（1647年）「饥馑频仍，是仓溪似洪荒之世」，次年因「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 。崇庆县「赤地千里，人相食」 ，川南「大荒，饿死者日无计数」 。 随长期战乱和灾害之后的是鼠疫肆虐 。顺治五年，「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目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中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 。重庆江津一带大疫，不少地方「全村皆死」 。

3．虎患甚烈

清初，四川森林覆盖率占80%，为华南虎的繁殖提供了条件，这也成为四川遭遇虎患最为酷烈的时期 。顺治十六年，成都「城中草木蔽寒，麋鹿豺虎，纵横民舍，官署不可复识，中官栖于城楼，兵则射猎于城内，蜀王府野兽聚集，二三年捕获未尽。」 。 「蜀中升平时无从虎患，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大抵蜀人死于贼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有者又死于虎之口。」 成都平原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清初尚有虎患，则四川其它丘陵地区更可想而知了。酷烈的虎患对人口的生存构成很大的威胁。在荣昌，张懋尝主仆八人至荣昌上任，城中四处无人，天尚未黑，群虎窜出，八人中有五人葬身虎口。

清政府制定和实施的主要政策

四川省在政治、军事上处于北连中原、南接云贵、西及藏边的战略地位，在经济上既是产粮区，又是财税上缴的重要省份，历来受统治者看重和兵家所必争。故历史上就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传统。

因此，清初四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认真吸取明王朝覆灭的教训，实行「安民」为首、「惠民」为本的治蜀方针，制定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而招民垦荒便成为清初中央和地方政府恢复经济，重建四川社会的首要任务。

（一）制定鼓励移民入蜀的政策

1.土地政策

顺治六年(1649年)，清政府颁布《垦荒令》，命令各级政府 「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均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使之安心乐业，查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俟耕至六年后，有司官亲察成熟亩数，抚按勘实，奏请奉旨，方议征收钱粮。其六年以前不许开征，不许分亳佥派差徭。各州县以招民劝耕之多寡为优劣，府道以责成催督之勤惰为殿最，每岁终，抚按分别具奏，加载考成」。

顺治十年（1653年）特别规定，「四川无主荒地听凭百姓垦种，永占为业，并免田赋5年；本省逃亡在外者，准予回籍；外省移居四川者，准予入籍。」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以四川民少而荒地多」，特制《入籍四川例》：「几流寓情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

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户部下令「入川人民众多，酌量安排，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如有兄弟子侄之成丁者，每丁给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一户内老少丁多，不参养赡者，临时酌增除拨给之数外，或有多余三、五亩之地，亦准一并给垦，其奇零不成邱段之地，就近酌量安置，给以照票，收执管业」。

2.赋税政策

顺治元年(1644年)，针对全国各地始定开垦荒地规则，政府规定，凡州、县、卫、所开垦荒地，「三年起科」。康熙年间，对四川实行额外的优惠，「准川省招民开垦……其开垦地亩，准令五年起科」 。为了鼓励对山区荒地的开垦，雍正元年(1723年)特别规定，「荒田耕种，六年起科；荒地耕种，十年起科」。「凡有可耕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行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

户籍政策

康熙十年(1712年)颁发「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并开垦者，准其入籍」例。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特优惠「蜀省流寓之民，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应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着为例」。 康熙年间，不仅规定落业四川的移民有户籍权，且移民得以及时在川赴科赶考，这是对户籍权的进一步肯定。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户部批复四川巡抚：「楚民入川落业者，定例令地方官给印照验放。……凡入川穷民，务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口验明安插。」「应准入籍者，即编入保甲，加愈抚绥，毋使失所。 乾隆六年(1741年)规定，「广东惠、潮、嘉二府一州原属无业贫民携眷入川，不必强禁，许其开明眷属名口、年貌报本地方官查明给票听往，不必倒省关移。关切知沿途营县，验明人票相符，即予放行。到川编入年册，移知原籍存案」。

4．农资分配政策

政府对移民提供优厚条件以吸引移民。其中主要是提供耕牛、种子、口粮或资金等经济援助。如顺治十年(1653年)，准予「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民开荒，酌量补还价值」 。

康熙时规定：凡由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人口稠密省份移入四川省者，均由官方提供耕牛，农户酌情补还耕牛款；凡荒芜之地任由农户开垦，垦出之良田归开垦者所有，而且五年内不纳税。

其他政策

「三藩之乱」平息后，清朝政府再次颁行移民政策，明确宣布：入川移民准落籍，可应科举，所垦田亩永为己业，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有成丁者另增加四亩，每户给银二十两，充生产、生活资金 。

雍正年间鼓励有技术的老农入川教垦，给以衣食，有成效者给以八品顶戴，送归原籍，不愿归者听之留川。 这些政策对饱尝战乱之苦、家园残破、生活难济的农民和贫民，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为鼓励湖广、江西、陕西、福建、广东等省无地少地农民入川开垦荒地，明确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凡他省民人在川垦荒居住者，准其子弟入籍考试」 。

（二）制定激励地方官员推进移民的政策

1．加大对督垦荒地有功的官员的奖励力度

顺治十四年(1657年)四月，顺治皇帝批准「督垦荒地，应定劝垦则例」，共七条。按督垦田土数量的多少给予加官晋爵：如「卫、所官员，垦至五十顷以上者，记录；一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文武乡绅，垦五十顷以上者，现任者记录；致仕者给匠旌奖。」「其贡监生民人有主荒地、仍听本主开垦；如本主不能开垦者，该地方官招民给予印照开垦，永为己业。」「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惧（通「具」）分别治罪」。

康熙元年(1662年)，除照顺治十四年政策外，对自督、抚至州、县、卫、所各官如能递加开垦土地予以奖励，反之如一年内荒地无开垦者，罚俸半年。

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境内战事平息，政府开始招抚因战乱而外逃的四川原驻地人户。

康熙七年（1668）户部下令：「蜀中流民寄居邻省者，现在查令国籍，而山川险阻，行李艰难，地方各官有捐资招抚，使归故土者，请敕议叙」 。

康熙七年（1668年），户部同意现任文武各官「招抚流民，准量其多寡，加级记录有差」 。为鼓励地方官招抚流民，清政府规定「州县官凡安插300户者，现任官提升一级，候补官授以实职」。

2．鼓励在外省避难的四川乡绅带头返川

康熙二十五年，户部同意四川巡抚关于「四川乡绅应回原籍」的疏请，并强调指出「四川土旷人稀，若居官者尽留他省，则川中人益稀少，愈致荒芜矣」。康熙二十七年．皇帝玄烨对四川巡抚噶尔图说：四川乡绅「迁居别省者甚多，应令伊等各归原籍，则地方富庶于贫民亦有稗益，此事尔等次第行之。」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玄烨令：迁居别省的四川乡绅甚众，应令「各归原籍」。

3．特许四川招民授职

康熙七年(1668年)，在全国早已取消招民授职之例，特优惠四川：「准四川文武各官招民复业，每百家记录一次，四百家加一级；五百家加二级；六百家加三级；七百家以上不论俸满即升」 。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同年提出了更加积极的奖励官员招民的办法：「无论本者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能招六十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淮升转」 。

四川湖广总督蔡疏荣就调动各级官员招民入川的积极性，奏请「故部推开招民之例」，于康熙十年(1671年)得到批准。其内容是：「为候选州同、州判、县远等．及举贡、监生、生员人等，有力招民者，授以署职之行，使之招民，不限年数，不拘蜀民流落在外，及各省愿垦荒之人，统以三百户为率」 。

（三）制定并实施精简机构的政策

为了组织移民入川，顺治和康熙年间，还两度在湖广和四川地区共设一个总督，时称川湖总督，先驻湖北荆州，后驻重庆，以加强对移民运动的督促。

为节省政府财政开支，清朝中央政府还对四川、重庆的行政区划（当时重庆为「府」，隶属四川省川东道）进行了调整，或裁减、或省并，或令一官兼摄二县事。康熙元年，裁撤了重庆的安居、璧山、铜梁、定远等县；康熙七年，省并武隆县；康熙七年，令荣昌县令兼摄大足县事。这些政策的实施，精简不必要的行政机构，减少了管理成本，提高了管理效率。

四、「湖广填四川」的成效

清代移民政策的实施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它造成了人口的加速上升，调动了移民农桑生产的积极性，耕地面积迅速恢复并扩大，粮食生产直线上升。到康熙中叶后，四川很快成了米粮大省，川粮源源不断地外调给他省并供应军队。四川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人口迅速增长

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年）时，四川人口约50万。经过移民政策的实施，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四川人口已经上升到289万人。经过雍正、乾隆的进一步推进，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进一步上升到1170万人，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更上升到2070万人，四川人口由适度转向过饱和状态。从四川人口低谷的50万人到清后期的人口高峰2070万人，前后共花了150余年
。

清前期四川人口增长 :

顺治十八年（1661） 册载人口数（万）16,096 （丁） 修正人口数（万） 50.0

康熙九年 （1670） 册载人口数（万）25,660 （丁） 修正人口数（万） 63.3

康熙二十四年（1685）册载人口数（万）18,509 （丁） 修正人口数（万） 98.7

康熙六十一年（1722）册载人口数（万）579,309（户） 修正人口数（万）289.6

雍正二年（1724） 册载人口数（万）409,311（丁） 修正人口数（万）298.3

雍正六年（1728） 册载人口数（万）505,413（户） 修正人口数（万） 335.7

乾隆元年（1730） 册载人口数（万） 61.2 （万户） 修正人口数（万） 326.7

乾隆十四年（1749） 册载人口数（万） 250.6 修正人口数（万）443.0

乾隆十八年（1753） 册载人口数（万）136.9 修正人口数（万） 483.3

乾隆二十二年（1757）册载人口数（万） 268.3 修正人口数（万） 527.3

乾隆三十六年（1771） 册载人口数（万）306.8 修正人口数（万）715.1

乾隆四十一年（1776）册载人口数（万） 778.9 修正人口数（万） 778.9

乾隆四十五年（1780） 册载人口数（万794.8 修正人口数（万） 868.2

乾隆四十八年（1783） 册载人口数（万814.2 修正人口数（万） 941.8

乾隆五十一年（1786） 册载人口数（万842.9 修正人口数（万）1，021.6

乾隆五十四年（1789） 册载人口数（万892.6 修正人口数（万）1，108.2

乾隆五十六年（1791） 册载人口数（万）948.9 修正人口数（万）1，170.1

嘉庆十七年 （1812）册载人口数（万）2，070.9 修正人口数（万）2，070.9

据不完全统计，清初时，重庆府人口约2－3万人。到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重庆府的人口已达约56万人，占四川全省的20%左右。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重庆府人口空前增多，已经达到230余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已经超过70人，成为四川重要的人口稠密区。

「湖广填四川」在清代前期移民史上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它的意义在于重建了一个人口第一的泱泱大省——四川。

（二）土地增加

雍正七年，川省开始全面清丈田亩，结果田亩总计为459027顷83亩，是明朝万历年间四川田亩134827顷76亩的3.4倍。

经过广大移民和当地居民的辛勤劳作，耕地面积逐渐扩大。据查考，1671年（康熙十年），重庆府的耕地面积仅12.4万亩，到1728年（雍正六年）已达1259.76万亩，以后一直保持在1100－1200万亩之间。

（三）农业发展

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里，大量移民对农业发展的贡献最大。主要表现在：

引进了新物种。新物种从外省引进四川是外省移民入川的主要贡献。

如红薯在1733年间经闽、粤入川的移民带入四川，比如乾隆《双流县志》上载有当年成都、双流开始种植红薯的情况，「民间有空地者种之，或售或食，是亦治生之道」。只经过了二三十年，1760全川种植红薯就颇成规模，尤其是川北等地如西充被称为苕国。如此一来，加上原先的水稻种植，使得四川人的粮食逐渐富裕起来，且廉价的红苕还可用来喂猪，对改善民众的膳食及营养结构均不无好处。但顺带说一句，玉米、红薯之引入中国福建、浙江一带，确实极大地利用旱地，较以前保证了农民食物问题。

但这是一柄双刃剑，旱地开发过多，毁林开荒的事情就不断发生，以至于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清代以后，全国森林遭破坏越来越加剧，除人口剧增(道咸以后尚有减少)外，最重要的玉米、红薯广泛裁种对土地的需求量加大，从而造成这种无可避免的后果。成都在中后叶，尤其是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三十年(1905年)三十年间，四川所有日常物品(包括建筑材料其增长均在3%以下，为现代经济学家所认可的合理的物价上涨指率。而四川的燃料价格却在三十年间平均上涨约118%，平均每年上涨3•93%，超过了物价上涨的合理指率(吕实强《近代四川农民的生活》)。

这说明代移民造成的毁林开荒——与红薯的大面积种植不无关系——加之伐薪烧炭的事情日趋严重，才造成炭价上涨。前经营炭帮和木柴帮的商号和人数那么多，其原因盖源于需求大、利润厚的缘故。同时大量伐木，造成水木流失，泥沙增多，河床加高，而水量减少，这是清末包括府南河在内的岷江等内河航运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红薯等旱地作物的大量种植看似与炭价上扬、内河航运能力低下、水土流失严重、水灾频繁没有联系，真实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内在关联。

其次是甘蔗、山蚕的引入，对成都乃至四川有很深的影响。蔗种在1671年在富顺种植成功，到了清末，富顺产甘蔗15万吨，产蔗糖1万余吨，糖坊500余家《富顺县志》。大约也是1671年，福建商人曾达做生意来到内江，见九月菊花开放，知此地气候与福建有相近之处，遂借返乡迎亲之际，带来蔗种、制糖工具并带来了制糖工人。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对整个川西平原及浅丘地带的农业生产和商业带业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因为四川原来只有春蚕、秋蚕和四季蚕，并无山蚕。而山蚕是1741年大邑县知县、山东人王酉将山蚕从山东引入四川，从山东省取蚕数万，散发给民间，教他们饲养。山蚕喜吃柞树叶(又名栎树，俗名青杠树)，而四川许多地区都有栎树，而山蚕所产丝谓之为柞蚕丝，其所织成的柞丝绸，是柞蚕丝织成的平纹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季衣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清末经营丝绸生意的丝绸帮商号及人数之众堪与日日不离的油米帮的商号及人数相埒的原因，同时也为更多的普通人家消费得起丝绸服装打下了基础。

福建、广东入川的移民身上均有经商传统或具备商业眼光，而且有敢于为先的风气，如他乡之人不喜种苎麻时，「粤东籍家多种之」《温江县志》，给扩大苎麻种植，增加经济收入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另外，四川虽有烟草种植，但产量不高，面积不大，烟与烟叶的加工比较粗放。雍正年间福建龙岩移民至金堂的傅氏因此广种烟草，于是傅氏的烟草在成都很卖得起价，获利高，又能运销四方，于是民众便广泛种植，这样就为成都地区的民众增添了一项经济收入。为成都经济的尽快恢复打下了良好的基底。

传播推广了新的农耕方法。移民中众多的「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 的外地人入蜀，带来了各省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农业生产格局发生积极变化。田种禾稻，山种杂粮，相资为用的农业生产格局逐步形成。经济作物蚕桑、苎麻、柑橘等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也增加很多。农业生产逐步由单一的粮食生产向以粮为主、多种经营的方式过渡。

粮食生产也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耕地面积的增长，稻谷亩产量也有了明显提高，达到亩产400－600斤。

（四）手工业发展

在这一政策推动下，清代四川的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纺纱织布已成为重庆农村普遍的家庭手工业，出现了以棉纺业、丝织业为主的专业场镇。陶瓷、造纸等业因大量外地工匠迁入而得以重新发展。煤、铁的大量开采，也促使了五金业的发展，出现了 「五金之乡」（如大足县龙水镇）。

（五）城镇繁荣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四川一些县城和场镇逐渐成为繁茂的商业集镇。江津县的白沙镇因地处川东南与黔北的交通要道上，成为四川的四大名镇之一。江北厅的大洪江镇（今渝北区硌碛镇），地处大洪江口，是邻水、大竹两县的口岸，客商攘往，甚为繁盛。三峡地区随着山地农垦的迅速发展，沿江城镇逐渐成为山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清代的大宁盐厂（今巫溪县宁厂镇）其建筑连绵六七里，规模超过了大宁县城（今巫溪县城厢镇）。

（六）文化交流与融合

川剧，是川、滇、黔等西南人民所喜见乐闻的民间艺术。康、雍、干年间，因陕、晋、湘、鄂、苏、浙等省的移民在四川各地的会馆中常演出本省戏曲，江苏的昆腔、陕西的秦腔、江西的高腔等，逐渐演变成具有四川特色的「川昆」、「高腔」等。民间的「灯戏」也融入近来，构成了川剧的昆、高、胡、弹、灯５种声腔。胡琴，先是徽班、汉班、陕班来川演出，由于与四川方言相结合，受到四川扬琴和川梆子的影响，形成自已的特点。川剧还从四川的秧歌、号子、神曲、连响中汲取营养，丰富和发展了「帮、打、唱」紧密结合的特点，形成川剧高腔的特有风格。后来，川剧逐步走向５种声腔同台演出，形成了风格统一的「川戏」，后改称「川剧」。

（七）民族大融合

移民中的汉族、土家族、壮族、回族等定居川渝地区后，在语言、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互动」，与当地人民通婚，形成新的民族大家庭。移民的文化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特色，并且当地的文化也会随着外来的文化而发生一些变化。

五、「湖广填四川」的影响

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中国东南部人口向四川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大移动，是先由政府倡导，后成民间自发，终成政府倡导与民间自发相结合的移民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经济性移民。它合理地分布了民族、人口生存的空间，使长期沦陷于战乱与苦难中的「天府之国」在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走向复兴，对四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移民运动改变了汉、唐以来由北向南移民的格局，开创了由东向西(包括由南向北)大移民的先例，实现了由政府强制移民到支持鼓励性政策移民的转变，由被动的政治性移民向自发性经济移民的转变。

移民运动导致了四川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变化，使四川生态和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四川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四川传统社会来了一次重塑。

移民运动清朝前期对四川进行的空前大规模移民，客观上促成了自成一隅的四川对全国的一次大开放。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促进了四川人口繁衍和人种的优化，为近代四川名人辈出奠定了基础。

移民运动促进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大交融，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

对于重庆而言，随着清代巴渝地区的区域开发，农业快速恢复、手工业开始兴盛、交通运输业不断兴起、区域吸引和辐射能力不断扩大，为重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清末，由于西方势力的刺激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重庆经济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大量的移民奉旨或者逃荒，或者自愿(经商、游宦、习医等)入川，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其影响胜过历史上多次的移民四川的大活动，奠定了现代四川包括成都诸生活的由来与根基。正是由于大规模举家甚至举族迁移入川，恋家恋根之心甚重，因此对族谱的修缮，方志的撰写甚于它朝。

不特如此，四川古来都有重视修志的传统，从目前已知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东汉的《巴郡图经》到中国现存的最早讲究体例一部方志、常璩的《华阳国志》，无不对此后中国地方志的修撰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而常璩的《华阳国志》还被梁启超称为「方志之祖」。

就刘纬毅所著的《中国地方志》中载，中国现存历代地方志共有8273种，倘按方志所属省区来划分，位居前五位之榜首的四川672种(其它分别是浙江592种、河北567种、山东541种、江苏540种)。四川修方志之风很盛，或许与四川人恋乡又远离中央政权不无关系。如果方志是官方为了保存当地的民俗风情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那么民间为了保存自己的声音，达到睦宗族、正人伦、端风化、敦孝悌，亦即巩固家放大的凝聚力、维护家族的秩序、扩大家族的活动与影响，维护亚宗法社会的生活原则，让子孙铭记家族的创业和迁移活动，以及祖先们为后代所创下的基业，因而谱谍的修撰就显得非常之必要。

经过清初至中叶的「湖广填四川」后，移民对自己的来历及祖先的业绩更是特别在意，有的在蜀安定后，随即回乡取来或者老族的人送来老谱，以便在迁四川后续修新谱。在学者黄尚军所过目而作简略登录的100部家谱中，最早者是喜庆13年(1808年)，最晚是民国36年(1947年)，其间包括有数部无法确定年代的族谱。而这一百部中关于成都府的更多，但关涉至今日仍属成都管辖的则只有23部。

而这23部中因古简州包括今龙泉驿，而龙泉驿已属今成都市，故包括那时所描述的简州龙泉驿家族之族谱；再者23部明载因清初「湖广填四川」而迁入成都者为13部，占23部的56%，可见湖广填四川对成都人口影响之一斑。兹随举几例，以窥一斑。1835年(道光15年)简阳所修的《王氏族谱》中表明其1680年从长沙府迁入成都府简州龙泉驿；1875年大邑《邱氏宗谱》记载顺治年间由福建迁蜀；1888年新都《魏氏族谱》中载其始祖从康熙年间从福建被派入川者近百支，散处成都、绵阳、乐山，以新都为最；1924年华阳《廖家族谱》说1726年从广东兴宁县至湖广，其子在1724年先期入川(资料均见《四川方言与民俗》)。

福建、江西、广东在清初战乱后填四川的人是不少的，但正如光绪年间《德阳县志续志》中的《陕西会馆田记》一文说：「……时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报垦……当此之日，楚来最多，亦最选，秦次之，江右为后，粤、闽出于乱定数十所之外。故人邑人率皆五方杂处」。《成都通览》是这一论点另一个左证，从当时填四川者，湖广籍占25%，云贵籍占15%，江西籍占15%，陕西籍占10%，安徽占5%，山东占5%，广东占5%，广西占5%，而福建、山西、甘肃合占5%。这说明湖北、云贵、江西和陕西人占了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的大多数。

可以说，入蜀的第一代全是靠圈地和自耕农以及佃租的方式起家的。他们多是勇猛有余，而在读书方面出息不大的人，也就意味着是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下的边缘人。一直到了他们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后，才改变了他们辛勤劳动而食不果腹的尴尬境地，他们积聚了钱财，需要改变自己或许有点钱，但却非常寒微地位，于是读书中举就成了在平凡而稳定的社会之必选项目。

著名人物如元帅陈毅、朱德等人的家世(这些族谱方志里的资料均采自孙晓芬编着《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它处不再另行出注)。陈毅的先祖陈尧钦三兄弟在康熙末年从湖南宝庆府新宁县，随「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移动而长途跋涉入蜀，最终老大陈尧钦决定落户乐至，而另两位兄弟则另走它处，与其告别。到陈毅时已至第九辈。朱德先祖随「湖广填四川」的大潮，从广东韶光迁移到四川广安、营山一带做生意，直到入蜀第三代朱文先才带着四个儿子到仪陇县马鞍场大湾定居。到朱德时已至第八代。这就说明移民非数代之艰辛劳作不能结果。

一些四川的现代作家如李劼人、阳翰笙、郭沫若、艾芜、马识途等，其祖上都过「湖广填四川」的艰辛历程。李劼人的八世祖李述明清初从湖北黄陂县入蜀，李述明的入蜀比较特殊，他是沿途做小生意比如卖布并且行医，到达四川华阳县定居的。而李劼人的三曾祖父李正康也是教私塾兼行医，出售湖北祖传「朱砂保赤丸」，而李劼人的父亲李传芳及其妻子均会制作此丸。其实李氏之入川，不只是带来了「朱砂保赤丸」，而且将祖传的家乡菜也实践到他所开的餐馆「小雅」当中——如凉拌芥茉宽粉皮之类。更重要的是李氏第八代之子对成都的贡献，不只是他的小说堪称近代小说的《华阳国志》，而且他对成都的研究在四川作家中无出其右者，这只从他的遗文《成都历史沿革》和《话说成都城墙》里就能不费力地感觉得出(《成都文物》1991年2期)。而艾芜的远祖则是失掉了土地，只好携妻带子，远走他乡，于是在康熙中

叶迁蜀，在成都府的新繁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靠着水沟插占务农。其始祖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务正乾坤」的韵文字辈入川的，到了艾芜父亲一代正好用到「坤」字辈，于是派人去湖北麻城寻访祖先同姓，又带回用在字辈的头两句韵文「道继宽仁着，功昭勇智闻」，按照粗略的估计，艾芜始祖入川已达十世左右。而作家阳翰笙的祖先和马识途与所有入川之作家的祖先均不同，他的祖先是被官方胁迫而非自愿入川的，他并不想迁蜀，迁蜀后定居于高县罗场。

作家、学者郭沫若祖上乾隆年间从福建长汀州宁化县迁蜀，其「有」字辈的始祖背着两个麻袋移民到嘉州务农，到三代仍做长工，第四代突然大昌，而到郭沫若属第六代。作家马识途的先祖是在乾隆年间从湖北麻城奉旨迁蜀垦荒，到忠县境内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后干脆名为马家山和马家湾。我国著名地矿专家、作家韩素音之父周炜是清代大移民时从广东迁蜀的，「由广东行商来蜀，经营花板及丝绸，为高人赀富人」(陶尧生《爱国至忱，以死勤事——记韩素音之父周映彤先生》)，后定居郫县。

而中国著名中医专家唐宗海，其先祖从湖南武岗入蜀广汉，最后迁至彭县三邑乡。观察上面诸多个案，可得出移民之艰辛不易，要想培养出本家族的杰出人才，非得六至十代不可，尤以八代为最普遍。按每代二十年算，移民之家要培养自己的杰出之才，需要160年左右不可，至此移民已完全蜀化矣。而且从另一方来说，也表明移民的人口素质及其结构的提高，为优化四川人的人口质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只是如此，川剧发展至今日的局面，也是移民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结果。明代四川土戏与昆剧入川形成的昆川混杂，秦腔入川及弹戏的形成，徽调入川及川胡琴的诞生，都给川剧形成空、高、胡、弹、灯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加上像魏长生这样的川剧创造者及其他表演艺术家的努力，以及像文人如赵熙创作《情探》等，均对川剧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陕西在清初填四川的大潮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不问自明，陕西与四川自古相通，是为近邻，常有商业交易及民间往还。陕人在清初入川占地，其具体做法是「秦人随大军开辟，砍树臼其皮为界，施棚帐于内髅瓦砾之间」，自此之后，「远近趋利者踵相接」(同治《重修成都县志》)陕西人在成都的经商行道以典当、盐茶、棉织业等著称。比如清代33家当铺(《成都通览》载28家)，多为陕商经营。

陕西严氏家族便是以运销川盐而获得大利，故而严雁峰(他是尊经书院的学生，王壬秋的高足，与宋育仁、廖季平、张森楷等著名学者系同学)、严谷孙才有贲园藏书之富，同时才有大量资金投入所辑的《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的精校、刊刻、印行，其所辑的「丛书」涉及经传、训诂、音韵学、中医药学等重要的文献。

大量的移民入川，于是他们在四川各地建立了大量的会馆，移民几年或十几年后便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地。

京师各省会馆的作用大抵如次：为官绅乔寓之馆，科举士子居住的管所，专门为赴科士子住读之所。而地方会馆自是不同于京师针各省会馆，但一般会馆不外是协助同乡应试举子，推进同乡工商业务，便于同乡间聚会联宜等等。而川省林立的会馆因其系移民所建而有所不同，台湾史学家吕实强认为四川的会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参加会馆者不仅是工商官宦，即便是农民亦是会馆的基本会众；其次是会馆设立相当普遍，不仅通都大邑，就是村镇乡场也往往设有；最后，川省会馆除了一般会馆的功能外，尚涉及若干属于地方行政方面的事务，诸如仲裁是非，调解财产纠纷等(《近代四川的移民及其所发生的影响》)。

这就使得四川的会馆取得了亚宗法社会(既与官方有利益联系又有自己利益地盘，会众只要通过大社会里的小社会就可解决问题)对于会馆会众的利益保护和约束力。四川在清代中后叶袍哥(四川的一种帮会组织，它既是反清的秘密结社，又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政治、经济互助团体)众多、公口林立，对四川的近现代社会结构及社会变动，保路运动的爆发以及民国的军阀割据鸦片泛滥川省等，都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譬如会馆会众的广泛性和会馆建立的普遍性，使得各个利益集团的联络在农业社会的情况下相对快捷，便于统一行动，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来，以应付各种不测之激变，这对后来袍哥发水电报以起事都有不可小看的启示。

移民所形成的宗族的族约族规，对维护一个宗族正常的社会秩序有不可小视的作用，宗族对社会产生较大且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便是族产中的族塾亦即义塾。因为古代社会重家重族，而且一个人中举进士，不只是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家族的光荣。实行义务教育亦即免费教育，同时又使同族大多数人不致失学的一个有效办法。

譬如成都龙谭乡范氏宗祠，从1787年至1950年的160多年的时间里，范氏家族有祠产3000亩(数据源孙晓芬《清代前的移民填四川》)。而范氏族产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如族产属范氏家族所有，并推举德高望重的人掌管祠堂，子孙出世后只须向祖宗送红鸡公和喜封，祠堂命名上册后便可成为其中一员，享受祠中一切权利。

范氏家族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设德高望重的族长一人，正副总理各一个，掌管祀田(指祭祀专项开支费)和义塾(作为办学及奖学金、救济金之专项开支)的收支，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更为重要的推帐务主管一人，为本祠贫困子孙、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进行救济，每年终施放一次救济粮、款，同时设学务主管一人，为范氏小学子弟专管伙食、学杂，此费由祠堂供给。考上初中发给奖学金24银元，高中36元，大学100元，上京师和日本留学，每年发给140元。考上留欧美发给280元。每个学生毕业考取优等者，在祠堂贴挂金字红榜鼓励。正是祠堂族产族塾对教育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是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的学校，立马就能够在各地得以实现的真正原因。因此实行新的学校制度后，就改为华阳范氏小学。近代成都的变化和前进与这些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清廷之所以发起湖广填四川，是因为四川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外来人口填充。数据显示，到1668年，整个四川总人口只有60多万人，甚至还赶不上有的府县。

四川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经济繁华，人口密集。明朝末年，四川人口数量已达300多万。那么，20多年来，这200多万人去哪里了？

一直以来的观点都认为是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所为。不少历史书解说张献忠残忍无情，他在四川建立政权后，滥杀无辜，将四川杀得几乎十室九空。他们把张献忠称为“杀人狂”“杀人魔王”等。“八大王剿四川”的民间传说更是传得生龙活现，至今还被许多人津津乐道。

其实，这些都是清朝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对张献忠的栽赃和抹黑。

对张献忠栽赃和抹黑最狠的，当属彭遵泗。彭遵泗是眉州丹棱（今四川省丹棱县）人，乾隆二年(1737年)进士。他在所著《蜀碧》中，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在四川的杀人细节，连鲁迅都深信不疑，在《且介亭杂文• 病后杂谈》说：“这是蜀宾从成都带来送我的，还有一部《蜀龟鉴》，都是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例如《蜀碧》，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书了。”

然而，《蜀碧》自问世以来，其真实性就备受诟病。一方面，彭遵泗在写作这本书时，多根据民间传闻；另一方面，彭遵泗任职翰林编修，作为清廷的御用文人，自然有为清军“洗白”的嫌疑。

张献忠在四川滥杀无辜的记录，还见于《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由于康熙、雍正年间，“文字狱”频发，关于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尽被毁掉。张廷玉等人在撰写《明史》时，几乎全是采信《蜀碧》《绥寇纪略》这样的野史。真实性如何，要大大地打一个问号了。

我们回头来看，张献忠在四川的历程。张献忠于1640年率部进入四川。1641年，即挥师出川，进入湖北。此后长达3年间，张献忠鏖战湖广一带。直到1644年，才再次进入四川，并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两年后的1646年，张献忠放弃成都，北上陕西抗击清军，直至战死。

一算便知，张献忠在四川的时间前前后后约有3年时间，而且有效控制的区域相当有限。怎么可以将全川范围内长达数十年的战乱和杀戮，统统算到张献忠身上呢？这是不是太不公允了？

清朝统治者和御用文人为了抹黑张献忠，几乎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比如，他们说到张献忠的滥杀，总会提到所谓的“七杀碑”，还煞有其事地说，张献忠在四川不少地方立碑：“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一连7个杀气腾腾的“杀字”，无不让人不寒而栗。
但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呢？

目前，国内保存着两块张献忠“圣谕碑”，上面没有一个“杀”字，其碑文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其意思是上天把万物赐给人类，而人类却无一物报答上天，所以人类要反省。很明显，碑文上的内容毫无杀气。

从正常思维上来说，张献忠也没有在四川滥杀无辜的必要。如前所述，张献忠于1644年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这就意味着，张献忠将四川当作他的根据地了。他要靠四川为他提供兵员、粮草和税赋。人都杀光了，他找谁要兵员、粮草和税赋？连人都没有了，张献忠还当什么皇帝？

张献忠在四川建立政权之初，很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产。他主动免除西南各族百姓3年赋税，恢复生产，休养生息。张献忠一再强调军队纪律，宣布除了抵抗者之外，不许滥杀无辜，骚扰百姓，“擅取本土妇女为妻”，违者军法从事。他发布檄文说：“凡我军士，如有借故滋扰，株连良民，及其他淫掠不法情事者务须从严查办，赔偿损失。”

在这一系列措施施行后，四川各地秩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转，生产生活得到恢复，以至于呈现难得的兴旺景象。

事实上，在四川屠戮民众，造成“十室九空”惨景的，不是张献忠而是清军。20多年间，清军至少在四川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杀戮。

第一次是1647年至1649年。当张献忠战死后，清军随即进入四川。四川民众顽强抵抗清军。清军采取在“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中的手法，不区分“张贼”还是无辜平民，一律杀戮。

1649年刑科给事中陈调元在奏报朝廷时，就汇报了一些入川的清军将领乱杀无辜的情况：“不得已而动大兵剿之，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要么全城杀光，要么杀掉男人留下女子。

第二次是在1662年至1664年。当时，四川发生夔东十三家起义。康熙皇帝派出大军进行围剿。清军在击败起义军后，对四川民众进行大规模杀戮。他们唯恐有漏网之鱼，一心要赶尽杀绝，便上山“扫穴无遗类”“数万巨寇，……无一漏网”。真是杀得干干净净。

第三次是1673年至1681年。当年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引发清军第三次入川，进剿吴三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清军在进剿吴三桂的同时，肆无忌惮地抢掠财物，杀戮四川百姓。直到1681年“三藩之乱平息”，清军撤出四川，四川才渐渐恢复安定。

1729年，雍正皇帝谈到清初人口大量死亡一事时，也不得不承认了清军滥杀行为的存在。
《清世宗实录》记载：“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人民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

参考数据：《杀气腾腾七杀碑》《且介亭杂文》《蜀碧》《明史》《清代通史》《双流县志》《富顺县志》《温江县志》《巴郡图经》《华阳国志》《德阳县志续志》《成都历史沿革》《话说成都城墙》《成都文物1991年2期》《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清代前的移民填四川》《蜀龟鉴》《绥寇纪略》《清世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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