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倒退…… – 分享日记

明朝大倒退……

1、政治上的彻底独裁

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定都应天(今南京)建立了明朝,并于同年北伐攻占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在蒙古人统治近百年之后,广大汉族民众终于实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目标,因此朱元璋在清末民初排满革命兴盛之际倍受尊崇。但是今天回首这段历史,在承认朱元璋的功绩之余,也必须正视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负面影响。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在其统治期间创立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制度和统治思想,不仅影响了整个明朝,还为清朝所继承,中国帝王中很少有像朱元璋一样深刻影响了历史。谭嗣同曾言:“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从长时段的角度上讲,这句话没有错,但如果缩小时段观察,明清两朝的制度和统治方式与此前的唐宋并不相同,其创始者就是朱元璋,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于此时达到了独裁专制的顶峰,其专制的广度和深度也是空前的。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出身赤贫的皇帝,前半生历经千辛万苦,遍尝人世冷暖,传奇性地成为了开国皇帝,建立了王朝;后半生则是为了保证这个王朝千秋万代属于朱家天下而殚精竭虑,这是他的最高宗旨,要了解的所作所为,都必须从这条线索上着手。正是为这个最高宗旨,朱元璋不断兴起大狱屠杀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因为在他的眼中,这些功臣都是自己江山的潜在威胁。朱元璋罗织的“胡蓝党案”,不仅诛杀了开国第一功臣前丞相李善长、丞相胡惟庸、大将军蓝玉,还牵连屠杀了几万名官员,开国功臣基本上被一网打尽,其凶残恶毒冠绝古今。“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朝中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真是中外古今绝无仅有。

杀了功臣后朱元璋仍然不放心,他借着胡惟庸案彻底废除了已经有1500余年历史的宰相制度,还以“祖训”的形式告诫子孙不得恢复:“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朱元璋杀功臣和废除宰相制度的目的是“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事皆亲决”,自此他身兼国家元首和行政长官,大小权力独揽于一身,他不仅要承担最高决策者的角色,还要领导政府各部门的日常政务,因此忙成一团,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朱元璋处理诸司奏章1660件,涉及事务3391件,即平均日处理400余件事务。像朱元璋这样“雄才大略”、精力超凡的人毕竟很少,因此他的子孙皇帝们不可能都像他这样勤于政务,但又不敢违背祖制恢复宰相制度,只好创立了内阁作为处理日常政务的助手。

明代的内阁制度始于明成祖朱棣,他选拔一些亲信文士以殿阁大学士的头衔参预一些军国大事的决策和处理,当时只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由于皇帝不可能有精力处理所有大臣的奏章,便由内阁大学士审阅并拟定初步的处理意见纸条粘贴在原奏章上,以供皇帝参考,此即为“票拟”或称“条旨”。皇帝看后,即用朱笔批示意见,叫做“朱批”或“批红”,下发执行。明中期以后,内阁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大学士也由尚书担任,还加了太保、太傅等正一品的头衔,似乎又恢复了宰相的地位。皇帝们懒于政事,只是深居宫中,让身边的太监与内阁沟通,甚至委托司礼监太监(高级宦官)掌握批红的权力,即由太监代行皇权。这些变化都与朱元璋设置的初衷背道而驰。朱元璋废除旧制度违反了基本政治的规律,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如他一样是“政治超人”,明中期后形成的内阁-司礼监双元体制的怪胎就是对他的最好嘲讽,这位严禁宦官干预政事的开国皇帝没有想到以后他的后代皇帝们正是依靠宦官维系他们的统治。由于宦官代行皇权,而内阁代行的只是部分相权(议政权),因此内阁逐渐要仰宦官的鼻息,即使有明一代最有实权的首辅张居正也只得交结司礼监太监冯保才能巩固他的地位,推行他的政策。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导致了皇权独大,大臣失去了对皇权的制约、平衡能力,他经常将大臣剥去衣裤,当众实行廷杖,大臣丧失了的基本人格和自尊,完全沦为奴才,而宋朝大臣却可以自豪地宣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朱元璋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只服从他的指挥,可以任意逮捕、刑讯、杀害任何臣民而不经任何法律手续,他的继承者对此发扬光大,又设立了太监指挥的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和锦衣卫一起实行恐怖统治。这些行为被朱元璋的子孙皇帝继承,直至明亡。

唐宋时期,皇帝的诏书不经宰相的副署即不能生效,而明朝的内阁并没有这种权力,因此皇帝本身的素质会严重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自明英宗以后,除个别如孝宗外,其他的皇帝多懒于政事或行事荒唐,皇权多操于太监之手,而他们由于生理的缺陷导致身心变态,出身寒微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行事多乖戾、荒谬,因此出了葬送明朝几十万京营精锐的太监王振,出了满朝文武认其为干爹的刘瑾,最后出了为明朝送终的九千岁魏忠贤,明朝政治黑暗根本的原因要归咎于皇权独大,加上皇帝本身素质低下,大臣们却难以补救,最终导致整个王朝的崩溃。

2、严格控制下的保守、封闭社会

朱元璋并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大权独揽的独裁者,他还设法从根本上杜绝一切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他之所以夺得天下是因为参加了元末的农民军,因此他竭力想杜绝历史的重演,在他看来民众的自由流动和接触是导致社会动乱根源之一,因此天下平定不久,即实行一套前所未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天下民众分为民籍、军籍、匠籍等,民众不能改变自己的户籍,只能世代为民、为军、为匠,这是禁止民众的身份流动。在空间上,更是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即农民日常只能在方圆一里内活动,便与相互监视。另外任何人离开家乡百里以外,都必须持持官府颁发的“路引”,否则即治罪。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牢笼,民众不仅没有空间流动的自由,也没有身份改变的自由,只是尽其本业,为皇帝提供赋税、徭役。皇帝的关心无远弗届,细心入微,因此计划经济自然成了朱元璋的首选,他规定:“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而全然不顾当地究竟是否适宜种植,但农民是没有选择自由的。不仅如此,朱元璋甚至对臣民的居所规格也很感兴趣,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公侯“门屋三间五架,门用金漆及兽面,摆锡环”;一品二品官员,“门屋三间五架,门用绿油及兽面,摆锡环”;三品至五品,“正门三间三架,门用黑油,摆锡环”;六品至九品,“正门一间三架,黑门铁环”。同时规定,“一品官房……其门窗户牖并不许用髹油漆。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及彩色妆饰”。天下所有的臣民都要生活符合自己身份等级的房屋中,不能逾越。

明朝的军队实行卫所制,即兵民合一,平时种地,战时出征,这也是朱元璋的创举,想以此国家不必承担军费开支。他对这一创举非常得意,称养百万兵而不费一分钱,但他没有想到,这种兵民合一的军队战斗力下降,直至沦落为普通的农民。这也是明中后期虽然名义上拥有百万军队,但有战斗力的军队却寥寥无几的原因。

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带来物质的丰富,物质的丰富会带来奢侈,奢侈会打破他精心策划的等级;商品经济一定要有资源的流动,社会流动会带来不稳定,这也是朱元璋憎恨商品经济的缘由。明初的首都应天府(今南京)拥有世界上最雄伟、规模最大的城墙,即建于朱元璋时代,所用的亿万块城砖竟然是产自全国至少一百多个州县,即每个州县生产出千万块城砖后千里迢迢运往首都。为什么朱元璋不在首都建造一个城砖工厂,而要不顾规模经济,不顾运输成本采用全国制造的模式?其实不仅如此,政府所需的纸张等办公用具也同样是在全国各地征用,而不是货币就近采购。民众们不仅要直接为政府和军队生产各种各样的物资,而且要承担运送的任务,这常常导致承担者的家庭因此破产。朱元璋甚至一度想建立这样一种新型的军民关系,即由具体的民众为具体的军队对口直接提供给养。他的意图至此已经很明显,尽量减少商品经济的存在,尽量减少人员的流动,因此不难想象朱元璋为何要进行严格的海禁,闭关锁国,规定“片板不许入海”,从而彻底根绝了唐宋以来一向繁荣的海外贸易。朱元璋想恢复的只是一个封闭的小农田园社会,这种安定、保守、贫穷、封闭、等级森严的社会最有利于他的江山长久稳固。

3、思想上的禁锢

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说到底还在于思想,如果天下每个臣民都抱着忠君的思想,安于天命,守着自己的或民、或工、或匠的身份,不随便走动,按时按量交纳赋税,生产城砖、纸张等等物资,再运送它们到京城,这就是朱元璋心目中的美好、祥和的社会。为了建设这个美好的社会,朱元璋不仅做出种种开创性的制度安排,而且要在思想上彻底控制民众,这才是稳定之本,因此他当仁不让地充当起了全民的导师。朱元璋行事一向雷霆万钧,或以谋反、或以贪污罪名诛杀官僚从来不手软,而且极尽各种酷刑之能事,一度杀得朝廷几无人上班,不得不将监狱中的官僚们暂时释放待罪办公,因此他积累了丰富的案例,编成了一本《大诰》,全国每户人家都必须收藏、诵读,还有专职人员定期在学校或集市上宣讲,进行普法宣传,教育全国民众要遵纪守法,否则就是书中那些案犯的下场,这就是传统的招数:“使民战栗”。

控制思想的强硬手段莫过于文字狱,朱元璋自是个中登峰造极的高手。曾任文渊阁大学士的明朝人黄景昉记载:“国初儒学官撰贺谢表笺,以嫌讳诛者,如曰作则,嫌于贼也;曰生知,嫌于僧也;曰有道,嫌于盗也;曰法坤,嫌于发髡也;曰帝扉,嫌于帝非也;曰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余类是。不知彼时文儒何从措笔?”表面上看是朱元璋究于文字细故,忌讳自己出过家,参加过农民军,故以谐音加联想杀人,其实他这是通过这些小细节杀人立威,以达到天下读书人恐怖的目的。曾任朱元璋皇子们老师的“明初四杰”著名的诗人高启,只因写了一首老生常谈的宫怨诗,即被他用极为残酷的一分为八的腰斩处死。

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朱元璋不会仅用“使民战栗”这一个招数统治天下的,他还会软的一手,即用宣传教化的方式“使民温驯”。朱元璋拟定了一个《劝民六条》:“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让一些残疾人手拿木铎,挨家挨户宣讲,即让民众安分守己,严格遵照朝廷的规定办事,不能乱走乱动。他还恢复了周朝的“乡饮酒礼”,于每年正月初一由当地的里长(村干部)召集村民按年龄大小排列进行年终总结,检讨是否有违反朝廷规定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如果有,则要予以惩罚。学界有种观点,中国的传统社会统治力量不能达到县级以下,但这一观点至少不符合明初的历史。

单纯的口头宣传毕竟没有什么力量,朱元璋通过恢复唐宋科举的作为杠杆来强化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即以八股取士,应试作文必须依经立义,因而称为制义,规定考试范围在朱熹注的《四书》和《五经》内,其体裁均以八股为格式,称之为八股文;考生只能是“代圣人立言”,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思想。虽然考中功名的概率极小,但这是处于严酷户籍管理制度下的明朝民众惟一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因此天下人趋之若鹜,只要有能力必然要供养孩子自小诵读四书五经,从而被灌输忠君的思想。自此,天下读书人穷首皓经,将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这些八股章句、朱熹集注中,失去了自身的思想和创造力。王朝的文官全部来自八股取士,虽然其中不乏有极少的异数,但绝大多数只是些没有思想和能力的低能儿,考中进士者往往连《史记》、《汉书》也没读过,明初宋濂对此批评:“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者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对八股取士批评最为深刻的是廖燕:“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一语道破八股取士实际是愚民之术的本质。

《四书》均是先秦的典籍,其中的《孟子》中包含有人本主义的思想光辉。孟子地位仅次于孔子号称“亚圣”,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崇。孟子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些话句句直刺朱元璋的心里,他其实就是孟子所说的“残贼之人”,而孟子宣称民众有权力起来推翻诛杀这种独夫民贼。这些思想最为朱元璋所痛恨,因此他刚即位就想将孟子配享孔子的地位撤消,虽然由于臣下反对未遂,但他无法容忍这样的言语存在,因此命刘三吾删改《孟子》,将这些反动言论统统删除,新编一本洁本的《孟子节文》。他甚至凶恶地告诉刘三吾,如果孟子这个老家伙活在现在,自己一定要杀了他。这样一位宣称要杀儒学宗师、删改儒学经典的独夫只是儒学经典的利用者,他一心追求的只是君权至上,臣民皆是奴才,不仅在行为上是,在精神上也必须是奴才。

4、余论

朱元璋是中国两千多年帝制时代独裁统治的集大成者,他创立的制度是为其独裁统治服务,因此他不惜倒行逆施,在政治上集权,废除宰相制度,以达成大权尽在皇帝的局面,从而打破了皇权与相权的相对平衡,皇权从此不受制约,政治上失去了自我平衡和修正的能力,结果导致皇权借助宦官实施恐怖黑暗统治。这一制度为清朝全盘继承,但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皇权不再借助宦官统治,而是完全由皇帝本人亲自执行,即恢复到了朱元璋的初衷。这就造成了天下安危系于皇帝一身的局面,皇帝本人的素质会严重影响到整个政治局势,明朝中后期的衰亡与此息息相关。由于惧怕社会流动性带来的不安定,朱元璋反对商品经济,禁绝海外贸易,他想建立起一个保守、落后、封闭的小农社会,其经济生产和居住环境也由政府严格限定,人身也缺乏自由,不得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不能自由空间流动,为此他设置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牢笼。在思想上,他更是一面进行奴化教育,一面大兴文字狱,从而禁锢了天下创新的思想。朱元璋建立的这一套制度和统治思想在其后的执行中或有修正,但基本上被明清两朝全盘继承。明中后期在沿海的发达地区重新出现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同时局部开展了海外贸易,市民文化也随之兴起,但这些只是在明朝专制统治的巨石压迫下顽强成长出来的萌芽,而不能将其归功于明朝统治的本身。如果没有朱元璋的全面反动和全面闭关锁国,中国就可能继承并发展唐宋元三朝世界领先的海外贸易,从而在15世纪开始的世界全球化运动中占据领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元璋及其开创的制度是中国历史的大悲剧和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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