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的道德……

小偷

一月十五号，接近睡觉的时间，号门突然打开，文东进来了，管教和副所长都站在门口。

“链，都打架了干嘛不链，这不是规定嘛！”文东说，他摇晃着脑袋，像是在说一件事不关己的小事。接着，他被拷走了。几分钟后，他被戴上手铐脚镣，拴在墙上的铁环中。

和其他犯人30平米的活动范围相比，现下，他被压缩到直径不到10公分的范围，未来3天都将如此。

他打了4区8号的广东仔，广东仔是因为碰瓷，被判诈骗罪进来的。“实在可气！”东哥说，他打广东仔是要教教他怎么做人。

广东仔仗着自己明天要被调走，明目张胆拿他桶里的东西，他质问广东仔，广东仔却甩出挑衅的话语，这让他很难堪。

作为监狱的常客，他明知道打人的后果。“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对于打人被拴，东哥丝毫不后悔，他说，要是不打，他得后悔一辈子。东哥在外面也是有头有脸的人，道上朋友很多，都给面儿。

文东，1975年生人，家就在昌平看守所附近的村里，是一名职业盗窃犯。

看见我，他冲着我笑，我也冲他笑。我们实在很有缘分。2区2号，4区2号，现又在4区9号见面了。我自告奋勇看护他，但他为了不麻烦我端屎端尿，进行了绝食。

在墙上的前48小时里，他一滴尿也没有尿出来，但在上墙后的第12个小时里，他就已经有了尿意。我多次说给他拿饭盒接着，他示意说不必，但他的脸，已经被尿憋得通红。

他按墙上的呼叫器找管教，说要上厕所。从早上等到下午，没人来给他解链。

东哥最终接受了我的好意，他拿着饭盒，面对着墙，过了很久也没尿出来，他又让我把饭盒拿回去。到晚上，东哥的脸由红变紫，尿憋得他坐立不安，身体也不由自主地痉挛，阵痛一波一波来袭。

半夜里，他又坐了起来，脸上大颗大颗的汗往下掉。

我背着他躺着，不敢动一下。从东哥的种种行为来看，这是一个豁达洒脱的人，在内心深处，却安放着一个过于谨慎、内敛的灵魂。

我将饭盒换成水桶，他坐在上面，却依旧尿不出来。夜深人静，我不敢动，是给他传递信息：没有人盯着他看，放心尿吧。

然而，直到次日的半夜，他坐在桶上超过半小时，才完成了这项旁人轻而易举的排泄行动。我将水桶放到大窑时，看到里面全是血。在看守所，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

我问东哥，这一行是不是像传说中那样，要将双指插进热水里夹东西，他摇头说用不着，那都是电视剧里虚构。我又问他们这一行有没有公认的贼王，他又摇头。

“那你一定很有名气吧？”

东哥眯着眼睛，不摇头，不点头，后来他说，在石家庄他们的家，方圆数十里，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

在东哥的形容中，盗窃是个传统大行业，能细分出数十个专业，每项业务，对职业技能的要求并不一样。精通某项业务，不亚于读一个专科。真正入行，文东花了半年时间，成为技术全面的“精英”，他则用了20年。

观察同行工作是职业化的第一步，公交车站提供最专业的平台。

在这里，文东看见过同行两两配合，掩护对方偷钱包；利用报纸遮挡顾客视线；利用司机刹车造成的惯性贴身掏口袋；利用人的警惕心制造假象瞒天过海。

胖子行动缓慢，反应能力差，容易下手；穿着体面的人口袋里钱多；农民工可能会将钱缝在裤子里；抱孩子的女人双手被占，是完美的猎物；睡梦中的男女，永远都是待宰的肥猪……

总结盗窃心理学，学会使用兵法，掌握侦查与反侦察能力是基本的职业素养，而心思聪慧、记忆力好、随机应变，代表着一个职业小偷能够走多远、走多高——这属于老天爷赏饭吃。

毫无疑问，文东是老天爷眷顾的那个。

绞链一般在夏天干，女人穿得少，戴了金项链、金手链的，一去买菜挑拣蔬菜得低头，一低头，项链的下端就离开了脖子，就这时候，把医用剪刀伸出去，咔，另一只手接着项链，绞了就走。

“要是超过一秒钟，那就不专业。”

“他们手抖，一哆嗦，人家发现了，就干不成了。这个只有我能干。”东哥说，2010年夏天，他和3个朋友一起干了一个半月，赚了60万。

基础业务从钱包开始，再拓展下去，但凡人身上跨的挂的背的戴的提的拿的，和钱有关系，都属于文东的工作范围。

东哥的描述，让我恍惚间产生了在观赏一种工匠精神的错觉。

21世纪的前10年，是文东的黄金时代。偷钱包，效率最高的一次，在长途车上，有个睡着了的家伙，他很轻松地从他怀里拿出包，不到20分钟，三万五到手了。

智能手机出现后，主营业务调整为手机。

“毫不夸张地说，我偷的手机，得用一个卡车装。”文东用手比划着。这些偷来的手机将全部被运送到深圳的华强北手机二手市场——中国最大的电子市场——在那里被漂白后，卖向全世界。

职业巅峰，也许是在2008年，文东和100多个同行组成了声势浩大的盗窃军团，从中原腹地河南某县出发，一路向北，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华北平原。

他喜欢一掷千金的生活，喜欢交朋友，喜欢四海之内皆兄弟、快意恩仇的江湖。他的江湖，由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朋友构建。

同行遵循传统的地域观念，自动将小我镶嵌到某个省市的版图中，形成辨识度较高的河南帮、四川帮、黑龙江帮、江西帮，新疆帮……帮派通常散化成三五个人的小团队，分工合作。

这是文东最怀念的日子。

现下，这一行到了瓶颈期。

2018年8月，他和3个合伙人开车到农贸市场。进了市场，看见有人将手机露出了口袋，他四处观察，确定没有便衣后，迅速凑过去，伸手，掏出手机，转身便走。

整个盗窃过程以秒计时，然而，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一个老头正拿着手机拍摄。

总结这次入狱的原因，文东认为，还是职业素养不够。法律日趋完善，警察打击盗窃力度持续增大，天眼摄像头四处遍布，搜集证据的手段越来越先进。

小偷行业由中风险超高收益变成了超高风险中等收益。

“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重庆江津籍职业小偷王明清道出了实情。从业20多年，最近5年，王明清几乎年年都折进来，进监狱率远超过其他时期。

他的同行老乡，刘满银和老冯，释放几个月也先后折进来；黑龙江籍职业扒手汪明，19年释放数月，于当年10月再次落网；齐齐哈尔，1993年出生的小庄，19年8月盗窃罪刑满释放，10天后再次落网；黑户竹子今年19岁，但已经三进宫……

毫无疑问，小偷行业的风险还在持续增加。有人叹息，北京打击盗窃的力度，正在把人（小偷）往河北周边驱赶。

工作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主要是公交车站、地铁、火车站、公园等地，现在，这些地方高密度的摄像头、无处不在的便衣使得业内人士越来越谨慎，转而选择相对低风险的农贸市场、街头、集市。行业精英如文东者，也以商场为主要的办公地。

反扒大队有专门培训业务的老师，而全国数百万的盗窃军团却没有一所正规的大学进行专业课培训，这让小偷们普遍感到可惜。

在他们看来，并不是反扒大队的有多厉害，而是小偷行业出现了断层，手艺无法通过系统的教学传授出去；过于陈旧的师父带徒弟的传统模式依旧是主流，而且，师父往往抱着“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旧观念，很多技艺已经失传……

半步桥头，雾霭氤氲煞气稠。獬豸抚角忧，魑魅魍魉吼，飞花难锦绣……”东哥能背很多诗，岳飞的、白居易的、李白的、苏轼的。

东哥念的这首，据说是一个在七处的老教授写的诗，七处是北京第一看守所。老教授被判死刑，在绝望之际，写了这首《七笔勾》。

“咫尺飘尸臭，一入斯门此生便罢休，因此上把浪子回头一笔勾。”

我沉默着，东哥也沉默。

某种程度上说，文东成为贼，和他的爱情不无关系。他与妻子荣慧相识于童年，相恋于初二。

荣慧1976年出生，比文东小一岁。两人早恋被父母发现，分居二地时，文东每月两次从北京到新乐见她。少年穷，攒不到钱时，逃票、扒火车都干过。

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就走到了一个面摊前，要了一碗面。看见面摊车上的一盒钱，趁着老板不注意，文东跳起来，直接冲过去，抓了两把钱就往外面跑。这是1992年，文东第一次犯罪，抢劫，因为爱情。

荣慧家人的暴力威胁，是这段校园爱情的又一道障碍。被打得遍体鳞伤，爬不起来，文东并不在乎。

文东赢了。1995年，给岳父打下5千块欠条做彩礼，订婚，他带着荣慧前往北京谋生。

学历不高，没有一技之长，北漂的小情侣只能靠体力劳动换取收入。

给江苏人打工，装修，每天的工作是拿砂纸打墙灰，一天下来，整个人都是白的。夜里下了班，整个人瘫在床上，无法抬起胳膊。

荣慧哭着劝文东别干了，然而，她的工作更辛苦，做串串，每天晚上一根一根串好蔬菜、丸子，凌晨四五点起床，挑着担子，辗转数趟公交，到车站去卖。夜里回来，又得继续串蔬菜。

工地干活，文东被派去搬手脚架，加起来重六吨，从这栋楼挪到那栋楼，累得浑身虚软。

工作总在换，租住地总在换，饱尝辛酸，看不到任何希望。在气馁和极度的疲惫中，文东歇了几天，石榴庄的出租屋待不住，他到附近的公交车枢纽站溜达。

枢纽站龙蛇混杂，文东很快发现了隐藏在其中的暴利行业。“紧张，害怕，手心出汗。”成为贼，文东再次体验了抢劫面摊的情绪。

用了半年时间，文东才真正入行。工作的旺季，往往在11月到次年2月份，早上出去干活，快则半小时，慢则两个小时，结束工作，剩下的便是快活的休闲时光。

在歌厅，在KTV，在夜场，在工体，在三里屯，在后海，在北京夜夜歌舞的酒吧、坐台小姐聚集地，文东体验到了人生的另一种乐趣。

这种乐趣，是金钱、酒精、性、暴力、冰毒的混合体，在大分贝香港流行曲和电子音的轰炸下，变成纯粹的发泄。

赌、毒、嫖、是大多数职业小偷暴富后都会沉溺的爱好。生活极速膨胀，越过了文东想象的边界。

一入斯门，此生便罢休。

东哥游离在法律意义上的好人坏人的标准之外。

东哥及其合伙人默契配合，从业生涯都超过了十年，盗窃美学的重要篇章是契约精神，他们彼此信任，没人出卖朋友。“谁进来都不乱咬人，出去了还一起干。”

我得以猜测，小偷团伙的团建活动也许是到关帝庙烧香。关二爷不拘黑白，只问忠义。

跟妻子搬到分钟寺租住时，荣慧到火车站卖麻辣烫，而东哥就闲在家。

他的房东是一对老夫妻，丈夫瘫痪在床，妻子无心打扫，院落肮脏零乱，东哥爱干净，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替老头端屎倒尿。

“我们搬走的时候，老头老太太特别不愿意，他们的儿女也都来劝，愿意不要房租让我们住。”东哥自豪地说。他干的赡养父母的义务劳动，连房东的儿女们都没做过。

在跟各行各业打交道的三年，文东看见了许多黑色交易，参与的人中，黑道白道都有。“太黑了！”东哥苦笑着，他并不觉得我能理解他所说那个魔幻的世界。

停顿片刻，他又开口：“我不偷老人，不偷学生。”

“所以你刚进来，我特别愿意帮助你这种人，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可太单纯了，都没被社会污染，我很不希望你们受到一点点伤害。就在你们的人生轨迹中活着就挺好，体体面面的，千万别看到这些……”

复述东哥这段话的时候，我热泪盈眶。

入狱是我生命中的至暗时刻。监狱里等级明确，犯人们命令新人多干活，却用刻薄而恶毒的话辱骂他们。

我曾目睹狱友被要求替头板（管理犯人的犯人）捏腿、按摩，或者被迫当众表演射精。当头板心情烦躁时，他会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往往一边哭一边哀求，希望头板放过他；头板心情好的时候，会让他多吃一个馒头。

东哥用他的江湖地位让我免于遭受欺凌，又在我对人生、未来彻底失去希望时宽慰我。

“人不能用好坏去分，这世界上没有好人坏人。”在和他面对面的交流中，我能看到在东哥喉结的抖动间，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也在颤抖，也在怀满希望地呐喊。但很快，他让自己矛盾的心灵又滑入深深的黑夜里。

2020年1月23号早上，东哥终于被解链，调回隔壁的8号。走的时候，他没有回头。2月19号，他刑满释放，临走前，他冲我喊话，说记着我的情呢。

我感动又自责，他被链在墙上的那三天，我什么都没有做，可他却觉得欠了我很大的人情。

他给我留下了联系方式，邀请我到他家里做客，并许诺给我做他最拿手的猪肉炖粉条。

文东于2020年2月19日出狱。出狱以来，他一直待在新乐市的家里。

凌晨1点，9楼的家中，灯已经熄灭。钥匙放在门口的鞋中。女儿已经睡熟，荣慧躺在床上，睁着眼等待丈夫回家。丈夫已在回家路上，暂时没有任何危险。

这是这个家最安详的时刻，荣慧不必再时时刻刻绷紧神经、为丈夫担忧。

这么多年来，每每撑不下去，她会想找个人倾诉。但她不能，也无法对任何人诉说。

“哪一天，突然接不到他的电话，那就是出事了。”荣慧平静地说。她能做的，只有收拾好行李，偷偷摸摸地前往某个看守所、某座监狱。

一年、两年、三年，漫长的等待后，再偷偷摸摸去一趟监狱，接回那个心灵、肉体相当陌生的男人。

荣慧也曾想过离开，他吸毒，他出轨，他干坏事，偷别人的东西，不仅违法，还伤天害理。

但文东拒绝签字，他清楚，妻子是个好女人。自己不在家里，老人和孩子都由她一人照顾，艰辛自不必说。母亲是北京人，毛病多，说话冲，不留情面，对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当面数落过，唯独对妻子，“没有一点点挑剔。”

文东坚决不离，发誓、作保证、软磨硬泡、威胁、搬出父母和孩子当筹码……为了挽留荣慧，他用尽了手段。

“说不吸毒他就戒了，再也没吸。”对丈夫的决心，荣慧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数十年的感情，并不像加减乘数那样简单直白。“这么说吧，快30年了，我们两个人已经活成了一个人，不用说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她说，“人到中年，已经不是爱不爱的问题了。”

我没法想象荣慧的情感世界。但也许，在内心深处，她依旧对那段电影似的恋情残存着一丝希望。

15岁的女儿在隔壁房间时，聊起小偷话题，夫妻俩下意识地露出了紧张的神色。

荣慧将声音压得很低：“他干什么，她应该猜出来了，毕竟隔两三年就进监狱，怎么看也不正常……但她从来不说。”

女儿是声乐艺术生，为了让她进入当地的好高中，家里花了四万元。

1997年，文东成为贼后，荣慧劝过他，不要做这行，但文东根本不听。

直到今天，荣慧对丈夫的职业依旧不赞同，这并不只是传统道德认知里，贼就意味着坏人，意味着蒙羞和耻辱；也不只是现有法律体系和社会运行中，它被定义为违法。

“（女儿）上学的时候，别人都介绍自己的爸爸是做什么做什么的，你让她怎么说？她爸爸是干这个？你让别人怎么想，还有谁愿意和她交往呢？”

文东也经常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文东想过放弃，可放弃并不容易。

20多年来，他没干别的，就是偷，自己所有的职业技能都和偷有关，社交圈子也几乎是完整的小偷王国。自己已经“半个身子埋土里了”，“没有学历，没有文化，拿什么养家？”

当年，成为贼是主动选择，艰苦的体力劳动并不能换来和劳动相匹配的报酬，反而在日复一日的机械劳动中变得挫败、绝望。而偷，轻而易举得到丰厚的物质报酬。

但获得高额收入后，文东并没有选择收手，而是继续偷。这让我无法理解。

“干我们这行，就好比草原上的狼。光有羊不行，草原很快就被啃光了，羊也容易生病，有了狼呢，哎！老弱病残的羊被吃了，草原也还是绿的。有了狼，各种动物都能生存。作为食物链中的一环，它能维持一个平衡。”

文东大口大口地抽着烟，不到半小时，他已经从烟盒中取出了6根烟。猛吸一口烟，他吐了出来，大团的蓝色烟雾将他的脸完全遮蔽了。

显然，文东在23年的职业生涯中，实践、总结出了一套生存的完整理论，我不可能影响、也不可能说服他接受我作为普通人的观念。

在文东的职业规划中，北京依旧是工作重心，说不好哪天会来。

当这个最强的职业小偷踏进北京的那天，所有的人：

请攥紧自己的手机。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这正是：

世间再开恶之花，善念难存桑梓家；囹圄当中说善话，走出牢笼摘佛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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