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之败不仅是其个人，而是一个理想之败……

王莽兴起的背景

献议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及博士弟子的董仲舒，还有一套政治理论，即“五德终始说”。此说源于战国末期的阴阳家邹衍，阴阳家属于“佐明主顺阴阳，明教化”的儒家的支流，他们的思想带有神秘色彩。“五德终始说”大意是木、火、土、金、水为“五行”，五行相生相克，各代开国之君均代表一行，亦即一德，每德各有一色。如青帝是木德，赤帝是火德，黄帝是土德，白帝是金德，黑帝是水德。代表某德的圣人出世，天必降某一祥瑞；圣人承受天命，必须易服色、更制度、改正朔等，然后向天禀告（封禅），完成使命。各王朝之德，有如四季循环迭替。天降灾异以示德衰，圣人便要修德，向天表示悔改，并应物色新圣人将国禅让与他，于是新圣人受天命，如此循环下去，五德终始。秦始皇便相信这一套，自命为水德；刘邦斩白蛇兴义师，也自称是火德赤帝之子。汉初对其王朝是何德，也曾引起争论，到武帝时才决定是土德。董仲舒往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说法中注入儒家思想，并将之理论化，使其成为政治哲学的主流。

董仲舒的中心思想是“天人合一”，其推论颇与盘古开天辟地神话类似。人之有耳目亦犹天之有日月。天有常恒，人亦如之。帝王是人，也是天为人而设者，故“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人必与天相应才有祥瑞，反之必有灾异。天意并非渺冥不可得而知之者，祥瑞与灾异即是天在表示意见。三代之所以太平，是因符合天意，故不妨“迹之古，返之天”，即以古为范，达到天人合一。所以人们称这种思想为“复古更化”。我们从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论背后，隐约可窥见儒家轻君的思想，对于无上权威的君主，他们用符不符合天命规范他，用天人能否合一去控制他。“五德终始说”的重点有二，一是皇权不是绝对的；一是王朝不是永久的。改朝换代是天经地义的原则，这是对“顺天承运”“万世一系”观念的挑战。

董仲舒大概死于武帝中期，他的政治学说却深入人心。武帝死后九年（前78），就有人上书请武帝的儿子昭帝让位，最终上书者被杀。十八年后（前60），又有人请宣帝禅让，亦被诛。由此可见董仲舒的政治理论已为人所信崇。对于一种当时人士咸以为合理的理论，死罪并不能遏止它的影响力，它只待时机成熟，自然水到渠成。就如同秦始皇统一天下一样，王莽使五德终始说得以实现。

承继武帝的昭帝（前86—前74在位）为武帝幼子，八岁即位，由大将军霍光辅政，年仅二十而崩，无子。武帝之太子冤死，有劫余之孙名病已者遗存，武帝因痛悔逼死儿子，故对此血骨养视甚厚。刘病已此时已十八岁，颇受教育，遂被迎立为帝，是为宣帝（前73—前49在位）。宣帝可谓来自民间，他在位时承继武帝遗志，西联乌孙，大破匈奴（前71）。又十六年，匈奴以五万众投降（前55），单于被封为王，近一百三十年的斗争遂正式告一段落。宣帝后为元帝（前48—前33在位），元帝笃信阴阳五行之说，相信“安民之术，本由阴阳”，认为天灾人祸，皆由于“阴阳未调”。他将博士弟子的人数增加到三千人，要与孔子门下三千弟子媲美。他本人喜欢历史，兼具音乐修养，能自作曲吹洞箫，《汉书》认为他不如其父宣帝，汉代之衰从他开始。而一般人则认为汉政之衰由成帝刘骜（前32—前7在位）肇始。

元帝的皇后王政君为太子妃时即生刘骜，刘骜甚得祖父宣帝宠爱，被称为“太孙”，“常置左右”。三岁时祖父崩，刘骜便是太子，可见其自幼极受娇养。长成后刘骜酗酒好色，元帝不满，很想将他废掉，另立宠妃傅昭仪之子定陶恭王为太子。皇后王氏时已失宠，幸赖长兄王凤竭力挽救，又由侍中史丹竭力谏阻，元帝“亦以先帝尤爱太子，故得勿废”。成帝即位后，自然对舅父心存感恩，立即任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次年同时封另六位母舅王崇、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为侯。王太后有兄弟八人，唯弟王曼早死，未得封侯的殊荣，但曼妻则领着幼儿王莽住在宫中，王太后对这个自幼失怙的内侄自是疼爱。此时的王家，诚如刘向所说：“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大将军（凤）秉事用权，……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当“王氏一门”权倾天下，据九侯五大司马之要职，骄奢淫侈的行为令人人侧目的时候，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尊养在深宫的王莽。

王莽自幼从陈参学《礼经》，故“被服如儒生”。其为人恭俭有礼，勤学博览，孝事母亲，善养寡嫂及孤侄。他外则交结英俊，内则善事诸叔伯。大伯父王凤有病，他侍疾左右，亲自尝药，蓬头垢面，连续数月衣不解带。故王凤临死之前，将王莽托付给成帝及王太后，王莽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王莽甚得诸叔伯的爱护，叔父王商甚至请皇帝将自己的食邑分封给王莽。当时的名士陈汤等人均颂扬他，由是成帝更看中他，任他为侍中，负责皇室宿卫。王莽的地位愈高，他待人愈谦冲，舆马衣裘都散施宾客，家中无所余留。王莽广交名士、公卿大夫，于是在朝的推荐他，在野的赞颂他。王莽的声誉日隆，开始逐渐超过他那显贵的长辈了。不久，叔父大司马王根称病告退，荐王莽自代，时王莽三十八岁，已位极人臣（前8）。

王莽任大司马后，躬俭一如昔日。他聘请贤良出任官吏，将自己的所有收入全部分赠予士人享用，且较从前更节俭。他母亲生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王夫人出迎，布衣短裙，见者以为是女仆，后知是大司马夫人，无不惊异。他的德行自然受到国人的景仰与歌颂。

次年成帝崩（前7）。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天灾人祸接踵而至，“黎民屡困于饿寒”，农村破产，民众生活困苦到死者“不能自葬”的程度。徭役繁重，累死者甚众，造成了天下匮竭的情势。皇帝本人更腐化，常微服出游，“出入市里郊乡，远达旁县，斗鸡走马，自称富平侯家人”。身为皇帝却以“富平侯家人”身份在市井冶游，成帝放荡失体的行为，开后世昏君失德之先例。他与赵飞燕姊妹的事迹，更是流传很广的荒淫行径。总之说成帝开启了汉政之衰，并非虚言。

成帝十九岁即位，四十五岁崩，妻妾众多而无子嗣，所以由侄儿入继大统，即为哀帝（前6—前1在位）。哀帝自幼即知“王氏一姓”之骄恣，即位一个月便对王家开刀，将王根“遣就国”，将王况（王商的儿子）免为庶人，将王氏一族荐举的官员一律免职。王莽在成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升为大司马，他大概那时已有改革的计划，惜成帝不久死去。哀帝即位后，这个改革计划被提了出来，即：

一、限制贵族及平民的私有土地，每家拥有的土地均不得超过三十顷；

二、诸侯王贵族的奴婢最多不能超过两百人。

但新外戚丁、傅两家反对。丁家是哀帝的母家，傅家是皇帝的祖母家，裙带关系比成帝的更复杂。为了傅太后（又号皇太太后）与王太皇太后在未央宫宴会的席次问题，王莽曾大发脾气，骂傅太后“藩夷，何得与至尊（王太后）并”，另设坐。傅太后自是“大怒”，哀帝当然袒护自己的祖母。王莽不安于位，称病去职。哀帝在言辞及赏赐上很优待他，遣其就新都侯国。王莽在封邑韬光养晦三年，他的一个儿子杀了奴婢，王莽逼其自杀，足见其治家之严。三年中上书替他讼冤的大臣“以百数”，应贤良试的人在对策中也多歌颂王莽的功德，又值日蚀，照五德终始的理论，是天降灾异的“异”，故群臣均主张征召王莽入朝。时傅、丁两太后均薨，哀帝乃召王莽入京侍候王太皇太后，大司马仍为董贤！提起此人，大家都会联想到“断袖”的故事。哀帝即位时二十岁，董贤十七岁，他们同居宫中，董贤“常与上（哀帝）卧起……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位次皇后，……昭仪与贤及妻旦夕上下，并侍左右”。这二男二女，关系复杂至极，班固寥寥数十字，写尽哀帝之秽行。

哀帝与董贤的关系是私德，可不深论，但哀帝将国库中的上品全赐予董贤，并为之建一祖坟，类似皇陵，又为之建宅第，“穷极技巧”，甚至董家仆人皆受上赏，“所费以万万计，国为空虚”，那就严重了。更严重的是哀帝竟册封这位年方二十二岁，毫无政治经验的董贤为大司马，册封文中用了“允执厥中”的话，此乃尧将王位禅让与舜时对舜的勉词。尤其令人骇异的是哀帝曾明确表达过“禅让”之意。某次哀帝在宫中饮宴，同座有董贤的父亲及亲属，还有备宿卫的侍中王闳兄弟。哀帝酒后竟对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如何？”王闳乃进言：“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天子无戏言！”哀帝默然不悦，将王闳赶出去，不准他再“侍宴”。此事如今看来确实骇人听闻，但在当时并非如此。董仲舒的学说已流行了一百二三十年，五德终始说早已深入人心。汉代政治腐败，灾害迭出，旧德已衰，新圣人将出已为人心所向往。皇帝亲自向一位无德的“圣人”提出禅让，才是大家震惊的原因，而不是汉德是否已衰，新圣人会受命与否的问题。

王莽便在这种情势下应运而出。他要将董仲舒等人崇高的政治理念加以实现。

王莽时代：一个理想的破灭

哀帝死后，王太后立即罢黜董贤，董贤即日自杀，王莽复出任大司马，迎元帝庶孙、中山孝王之子为帝，即平帝（1—5）。平帝年仅九岁，由王太皇太后临朝称制，以大司马王莽辅政。太后时年七十二，一切大政均由王莽总揽。从此时开始直到公元23年王莽为长安商人所杀为止，前后二十四年，均为“王莽时代”。平帝五年，孺子婴三年（6—8），王莽是有实无名的皇帝，这八年是配合五德终始说新圣人受命的过渡时期。王莽的改革自平帝时便开始，从平帝即位至王莽正式称帝为止，为兴革的第一时期，王莽称帝十五年为第二时期。

第一时期的兴革比较温和，以行善政、减少刑罚方面的不合理之处为主，并未触及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举措是有关教育方面的。王莽首先扩充中央的太学，将博士人数定为每经五人，另增加《乐经》，形成“六经博士”，所以博士共三十人。博士弟子的名额也由三千个增至一万余个，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太学。当时朝廷也很重视地方教育，郡国的教育机构称“学”，县的教育机构称“校”，均各设经师一人。今日“学校”一词，即由此而来。朝廷在乡设“庠”，在聚（小乡）设“序”，各设授《孝经》经师一人，后之“庠序”亦得名于此。当时所谓“圣人以孝治天下”，“百行孝为先”，是王莽要净化民俗、教化民风的基本主旨。他又征求天下精通天文、历算、医药、乐律、方技、训诂等各方面的人才，将他们集中在京师，让他们贡献其所学。学者及学术，不限于“六经”，凡是拥有专门知识与技术的人才，他都重视。在他的心目中，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才是达到人类争取真正平等的唯一途径。他为太学建筑宏大的校舍，为学生修建宿舍万余间。

此外，王莽还做了很多嘉惠民众的事，特别是在法律方面。妇女若非自身犯法，不受株连，这一条法律不知解除了多少无辜妇女的冤枉与委曲；男子八十岁以上，七岁以下，若非家人犯大逆不道之罪，除非有诏命令逮捕，否则均不得被拘押。他曾捐献巨额私产赈济灾民，并用私产在京城修筑房屋二百间供贫民居住。他又大封宗室和功臣的后裔，高级官吏年老退休后可食原俸禄的三分之一。这些德政中，有的观念很进步，不只是示惠大众而已。其中妇女不受株连一项，最为突出。当时普通妇女绝对不会参加政治活动，更不可能去上书歌颂王莽，王莽如此做，纯粹出于他的良知的呼唤。王莽拒绝接受“赏田”后，先后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请“亟宜加赏”，这些人不是王莽用钱“收买”来的，而是他的德政换来的。人心向背，是“天人合一”政治哲理的根本。

公元6年王莽为“摄皇帝”，天下出现了许多符策，不外是说汉德已衰，新圣人已出现。这些玩意儿，多数是揣摩王莽心思以求荣利之徒，为了迎合王莽造出来的，也可能是王莽授意为之。总之，为争取政权而制造形势，比起用杀人盈野、庐舍为墟的争战去夺取政权，似乎不止略胜一筹。手段也许不是十分光明，但古今中外哪有用光明手段攫取政权而成功的例子。王莽用政绩去收买人心，与现今议员、总统用政绩或“政纲”去赢得选票并无二致。王莽为人类政治史创下新纪元，他要用“上书”（选票）人数的多少作为取得政权的途径。英国在1867年大改革之后，有选举权的人数还不过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前汉末年，上书歌颂王莽的有四十八万多人，若将这一情况视为王莽获得了四十八万多张选票，我们便可明了王莽做皇帝的理由了。

时机成熟后，王莽于公元9年受禅。按照五德终始学说，王莽必须要做“改正朔，易服色”等官样文章。这原本不重要，但他一开始便做得过火，他将他在古书中学得的古代官名，一一改用到当时的官制上，如三公改称“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九卿的名称也大肆变动，如大司农改称纳言、少府改称共工、大鸿胪改为典乐等。又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诸侯王均改称公，四夷封王者，均改为侯。这一切均引起时人的不满。匈奴改称侯，更是给他带来最大困扰。

他最重要的改革，是推行新经济制度，这是他的理想，他的抱负。他根据先圣先贤的启示，要为大众的福利、社会的公平进步而改革。他要将自文、景时代便已产生，后来愈演愈烈的社会经济的不公平现象铲除，第一件大事是土地改革。开国之初，他便下诏，先叙述农民在土地兼并下的悲惨命运：身无立锥之地，卖身为奴婢，“与牛马同栏”，“父子夫妇，终年耘耕，所得不足以自存”；再形容那些豪强：“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这真是字字血泪，是当时千千万万大众发出的心声。因此他下令将天下的土地全部收归公有，定名为“王田”。王田制度的要点如下：

一、土地国有，私人不得买卖，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二、男丁在八口以下的家庭有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的田地要分给他人。

三、无田地的人，每人由政府分田一百亩。

四、现有奴婢不得再行买卖，用冻结奴婢的数目使奴婢买卖终止。

如有用言论反对这个制度的，“投诸四裔”，即将之驱逐出境。

第二项重大的经济兴革是实施“六筦”（《汉书•食货志》作“六斡”）。即盐，酒，铁，铸钱、冶铜、织布，名山大泽的特产，五均赊贷，六项与一般人民生活有关的物资，由政府管理，不使奸商操纵，与武帝时期的平准、均输类似，不过范围较广。六筦中的最后一项是五均，它的目的是“齐众庶，抑兼并也”，即平均财富，防止财富集中。朝廷在长安及另四大都市设置五位均官，每处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他们的任务有二：

一、民众于市场买卖五谷、布帛、丝棉等物，如果物价贱于“平价”时，均官按其成本价收买，不要使售者亏本。物价贵过标准，由均官以“平价”出售与民众。“平价”是按各地实情，每三个月议订一次。目的是防止商人垄断物价，剥削平民。

二、民众因祭祀或丧事急需用钱时，可以向均官借款，祭祀订十日归还，丧事三月归还，均不取利息。百姓经营生业亦可借款，但利息不超过纯赢利的十分之一。这是打击吃人骨髓的高利贷者。

若干人习惯称为“五均六筦”，观念混淆，使学者费解，笔者特释之如上。

王莽实行的经济措施还有：

一、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征税，每人年纳税布一匹，不能纳布者，由县官征服劳役，但提供衣食；

二、荒芜田地而不耕者，城中住宅有空地而不植树者，均征三夫之税，即纳布三匹之意；

三、其他各种行业如渔猎、畜牧、巫、医、卜、祝、旅舍、成衣、方技等凡有收入之行业，政府均征纯利的十分之一，颇似今天之所得税。

以上扼要叙述了王莽的经济改革。对于王莽的改革，我们不能不敬佩其胸怀，确实如民胞物与一样纯正，但是他的改革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与光武帝刘秀等人所说的“篡汉”无关，而是由于王莽本身的学识与才能均有问题。

王莽笃信五德终始说，圣人为帝，必须崇古与顺天，他受命于“天”为皇帝，自然要崇古以治天下，因此开口闭口不离《周礼》《诗》《乐》，尧、舜、禹三代，泥古不化到将当时的王爵与古代的“王天下”的王相同，因此要取消四夷所“僭”的王号。他即位的次年（10），匈奴单于求故玺（王玺），莽不与，匈奴“遂寇边郡，杀掠吏民”。高句丽及西南夷的王玺自然也要被换成侯印，高句丽国王和西南夷王也都叛离。王莽对外用兵并未成功，前后八年，军用浩繁，黎民痛苦，怨声载道，民心大去，而王莽本人却常通宵不眠地研究古籍。

王莽的经济改革政策正确，而所任非人，六筦的长官，“皆用富贾，……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造假账），府藏不实，百姓愈病。……猾吏滑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富商摇身一变成为经济官，再与地方官“通奸”，百姓受到的剥削与凌辱，更甚于畴昔。不能知人善任，又食古不化，是王莽失败的主要原因。此外，他下令改革时考虑欠周详，一遇阻碍又不得不更张，这种朝令夕改的作风，也是其改革导致民众怨声载道的原因之一。例如禁止田地私相买卖这一条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遇阻碍难行，旋即停止。最显著的例子，莫若货币的改革。王莽要模仿周钱“有子母相权”，遂废除自武帝以来流通了百余年的“五铢钱”，另铸各种货币，除铜钱有大小共十种外，又发行金、银、龟、贝、布等货币，共计二十八种之多，人民使用不便，引起经济紊乱，“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人民涕泣于市道”。王莽于是废除一切新币，只留大小钱两种，但民众仍不相信，散布谣言大钱也要被废除，故民众多私用五铢钱，朝廷虽重罚也无法禁止。

在这种情况下，一遇到很严重的灾荒，变乱不安势必爆发。自新莽九年（17）开始，旱灾、蝗灾、水灾连年发生，各地饥民涌入关中求食的有数十万人之多，暴风雨来临了。最先叛乱的是淮河一带凤阳等地以及为子报仇的吕母，叛乱旋即被平定。而规模较大的叛乱有两股：

一、绿林军。由于荆州一带连年大旱，民众以草根为食，于是江夏郡新市（今湖北京山境）人王匡、王凤啸聚饥民于绿林山，随后到处劫掠粮食，官兵进击大败。绿林兵不久便逾五万人，形成一大势力。

二、赤眉军。赤眉军由以琅玡（今山东临沂境）人樊崇为首的饥民所组成，于新莽十年（18）起兵，不到一年便啸聚万余人，自赤其眉，以别于官兵，故称赤眉。由是各地饥民与亡命之徒合流，“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但他们多无政治野心，只“转掠求食”而已。

在天下纷扰、民变风起云涌之际，王莽却下令转输各地粮食到边境，征召西北各郡兵丁数达百万，准备讨伐不愿被封为侯的匈奴。王莽同时也派遣无能的统帅率领军纪废弛的大军十余万人去平定叛乱。结局是全军覆没，统帅更始将军廉丹阵亡（22）。这时，居住在南阳郡蔡阳县（今湖北枣阳境）、自称是景帝后裔的刘縯、刘秀兄弟乘时起兵，加入赤眉军的支派。

刘縯生性慷慨，喜结交天下俊雄，他的二弟刘秀“性勤稼穑”，并无大志，但相貌长得很“谨厚”。是时南阳附近之新市、平林亦有叛军，声势很大，刘氏兄弟乃聚众七八千人与之联合。平林军中有汉宗室刘玄，亦是刘氏兄弟族兄，颇有势力，号更始将军（同一时期赤眉军有王凤、王匡，新朝有太师王匡、大将更始将军廉丹；刘玄亦号“更始”，学者易困惑，特附识于此。）。他说动军中诸首领以恢复汉室为号召，共同拥戴自己为皇帝，但刘縯认为王莽未灭以前若骤即立刘氏为皇帝，则拥众数十万的赤眉军必另立帝（后赤眉果立刘盆子为帝），不若暂时称王，以免反王阵营内讧。但刘縯的建议未被采纳。刘玄即帝位，号更始。刘玄即帝位时，“群臣”向他朝贺，他“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随后刘玄更是滥封左右，除三公外，其余尽皆九卿将军，“由是豪杰失望，多不服”。而王莽的号称百万的征讨大军（实际上只有四十二万人）已围昆阳，更始军惶恐无策，多作逃亡计，独刘秀力战却敌，击杀官军统帅王寻。“昆阳之战”使刘秀声威大振，奠定了他日后当皇帝的基础，其时刘秀二十九岁。莽军大败后，天下震动，各地野心家“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并散布谣言，说王莽毒杀汉平帝。王莽召集群臣，将他当年告天，祈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平帝生命的策文，“泣以示群臣”。形势至此，哭泣已无用。两个月后，响应刘玄的绿林军入长安。王莽临死前尚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他真是与“五德终始说”共始终！王莽是被一位名叫杜吴的商人（一说是商县人）所杀，商人自然最痛恨他的政策。

昆阳之战后，刘縯、刘秀兄弟功高震主，而刘縯为人锋芒太露，刘秀曾屡劝其早图刘玄，刘縯不听，终为刘玄所杀。统兵在外的刘秀于胞兄被杀后，竟亲向刘玄谢罪，不为胞兄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真有过人之量。刘玄不斩草除根，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并封他为武信侯。刘秀顶着更始的名号，恩威并用，扩张势力，两年之间，领地大增，黄河以北全归他所有。击杀王莽的乱军只焚毁了未央宫，留着一座两百余年来建设得金碧辉煌、繁华无比的首都，拱手奉与刘邦的子孙刘玄。刘玄在长安见群臣，羞答答地低着头，用手刮座席，不敢仰视。将官有来朝稍迟的，他便问“掠劫的成果如何”？左右侍从均王莽时旧人，闻此，“惊愕相视”！刘玄军在长安烧杀劫掳，大肆破坏，使一座巍峨繁荣的城市变为废墟。更始三年（25），赤眉军也拥立姓刘的皇帝刘盆子入长安。刘玄降后被杀，赤眉军将刘玄对长安的摧毁工作彻底完成，使长安沦为“不有人行”的境况。这个时候，刘秀叛更始而自称帝（25），年号光武，后谥曰世祖。

刘秀在胞兄被杀后谈笑饮食如常，但独居时不食酒肉，深夜哭泣，对刘玄自极痛恨，故赤眉军逼长安时他即叛玄称帝（25—57在位）。此后刘秀十年南征北讨，削平群雄，恢复前汉疆土，史称后汉，又因建都洛阳，在长安之东，又称东汉。

随着王莽死亡的不仅是一个个人，而且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有三个中心思想：

一、任何朝代都一定会灭亡，不可能由一家一姓的人永远统治下去；

二、政权的转移，要用和平方式的“禅让”，不用战争来取得政权；

三、任何政权都要重视天意，天视自我民视，民心即是天意。

王莽遵循这三点而获得政权，但在刘秀的引导下，王莽的行为被人们称为“篡”，“篡汉”的王莽被认定为罪大恶极。将近两百年的敷说，便成为定论。后世君主希冀万世一系，自然要鼓吹“反篡”，自然要反对五德终始说，因为篡位和五德终始说二者都是保持子子孙孙永远做皇帝的死敌。班固将这位“圣人”比为“奸慝”，责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班固是后汉人，如此评论王莽不足为怪。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每于重要人事之后，用“臣光曰”加以评论，独王莽之后，借用班固的“赞”去评王莽，自己不敢赞一词，似是良知与避祸两者冲激的结果。没有一个皇帝愿意看到鼓吹皇帝自动下台的言论，以司马光之贤，尚且如此畏缩，更何况他人。皇帝很喜欢痛骂王莽的人，而今皇帝早已逝去，现代的史家仍然为汉哀帝等那种刘邦的不成材的子孙抱不平，谴责王莽“篡汉”，实可喟叹！所以史学家钱穆说：“这不是王莽个人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国史大纲》）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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