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费劲取来的经,为何后来无人问津?…… – 分享日记

唐僧费劲取来的经,为何后来无人问津?……

玄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留学生。不过,绝大多数人对于他的印象,还停留在《西游记》里那个絮絮叨叨的唐三藏。此人除了颜值很高,在取经路上基本就是个累赘般的存在。

真实的玄奘是唐朝著名的佛学家、佛经翻译家。其毕生的弘法活动,先是西行求法,后是翻译佛典。他西行求法,往返17年,旅程五万里,所闻所履138国。他在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当时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从戒贤法师学习。后又历游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北部数十国,进行广泛参学。戒日王还为他在曲女城设大法会,十八天中无人能破其论点,被称为“解脱天”和“大乘天”。

玄奘所传法相宗派的唯识学说,由于忠实地保持了印度佛学的本来面目,在唐代曾盛极一时。公正地说, 印度的佛学从汉末传来中国,直到唐初的几百年间,真正能够传译印度学说本来面目的,还要算玄奘的法相宗这一家。

然而,玄奘法师所弘传的佛法宗派在此后却门庭冷落,乏人问津。貌似玄奘大师忙活了一辈子,最终的目标却没有实现。

一、政治风暴的中心

玄奘当年西行求法,其动机乃在求真。《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说:“法师遮渴众师,备餐其说,详夸其义,各搜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经过 17年的艰苦努力,玄奘的初衷得以实现。

同时,在唐太宗、唐高宗的支持之下,玄奘组成庞大而高效的译经班子,译出《瑜伽师地论》等一大批唯识学经典及其它佛学经论,而太宗所撰 《大唐三藏圣教序 》又确立了玄奘在佛教界的领袖地位,为法相宗的传播开了绿灯,使唯识学说一时风靡海内,为其它宗派所不及。

玄奘、窥基(玄奘弟子,唐代著名高僧)之后,法相宗的中心人物转移到了三祖慧沼。

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金刀之谶与弥勒下生信仰结合,是唐代叛乱的主要理论支撑。所谓金刀之谶,是南北朝至隋唐期间对“刘氏主吉”等类似刘姓当得天下谶语的概括。整个开元年间,占很大比例的妖贼、妖人作乱,都与刘氏有关。与此同时,武则天以弥勒下生信仰建立了其政权的神圣性和合法性,这更为后来的玄宗所不容。实际上,早在北魏时代(402年起)的起义,就多有金刀之谶与弥勒下生信仰的结合,之后这种情况更屡见不鲜。

所以对玄宗而言,金刀之谶与弥勒下生信仰的结合是动摇其王朝根基的重大威胁。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卯金刀”就成了统治者敏感和警惕的符号。这点在杨国忠改名一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据《新唐书 杨国忠传》载:“国忠本名钊,以图谶有“卯金刀”,当位御史中时,帝为改今名。”

众所周知,杨国忠为玄宗宠妃杨玉环之从祖兄,玄宗却因杨国忠本名钊,犯金刀之谶,故特为之改名国忠。玄宗对金刀之谶的警觉和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这里再将法相宗三祖慧沼放置到这种政治环境中,可知:其一,慧沼是武周朝时期佛教界的中心人物,与武则天关系密切。其在窥基、普光圆寂后不久,就奔赴带有武则天官方意识形态的淄州大云寺;之后又被武则天征召参与了义净、菩提流志译场。由此可知,慧沼在玄奘圆寂后,慈恩寺僧众与武则天关系疏远的情况下,逐步缓和了这种紧张关系,并成为带有武则天时期政治色彩的僧侣。

这点已使得其在玄宗朝处于不利的位置。第二,慧沼俗姓刘,正犯金刀之谶,这更为紧要。玄宗对杨国忠尚且如此在意,他更不可能对佛教宗派核心人物置之不顾。第三,弥勒信仰又是法相宗内部师资相承的传统,这点也为玄宗所顾忌。

综合以上三点来看,慧沼在自身有弥勒信仰的同时,又与武则天的关系密切,且又正犯金刀之谶。诸多因素结合,玄宗对慧沼的法相宗派持排斥和限制自在情理之中。故法相宗失去了政府的大力扶持,衰落也是在所难免了。

二、偏于“见”,略于“行”

隋唐以来,佛教在中国已经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许多高僧大德、 佛教学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翻译佛典和注释佛典,而是热衷于独立撰写佛学著作,进一步发挥佛教义理,从而使佛教逐步走向中国化。譬如禅宗、净土宗这种本土化了的佛教,由于已和中国传统思想相融合,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因而很快为人们所接受。

相反,忠实于印度佛学的玄奘所传的唯识理论,则因为与中国传统思想差距太大,不为人们所欣赏,因而逐渐被湮没。这可以说是玄奘所传的唯识理论在数传以后即衰落的原因之一。

与高度理性化的儒家、道家思想相比,外来的佛教更容易被变形改造;而与经典佛教相比,民俗佛教更简单易行。

代替纯粹理性的参悟,中国民俗佛教以信佛(人格神和偶像崇拜)为中心,一方面接受佛教教义中的四谛说和因缘说,简化佛教复杂、难懂的教义,承认世俗的苦难;另一方面保留了如戒律、布施和救世等具体形态,强调只要坚持修行,如吃斋念佛、供奉三宝、布施放生,就能顿出苦海,往生西天极乐世界。其本质是入世的,是对世俗社会去恶存善的改造。这符合民众的生活境遇。

要知道,相对有限的文化知识,疲于奔命的生活状态,应接不暇的赋税徭役,加之偶有的天灾人祸,百姓的信佛己经无关“佛心”“佛性”,只是基于对个人生活境遇的抗争和内心慰藉的寻求。他们信佛是对现实的逃避,更是对现实的改造。

对百姓而言,在家设佛堂、供佛像、烧香磕头、称名念佛、放生吃素、布施行善,外出朝山进香,这些基本是他们信仰佛教的活全貌。他们不指望跳出六道轮回、立地成佛,没有看破一切,没有出世之心,只是希望以善心善行和对佛祖的虔诚供奉,来求得现世和来世的幸福。

佛教衍生出的宗派很多,但为何其后的禅宗、净土宗盛行,反而法相宗却逐渐凋零,原因是什么?这就与它能否引起民众关注,变成一种流行风尚有关。

法相宗或教义艰深,或修行复杂,百姓便缺少了深入了解的动力和精力。但禅宗的刹那顿然与彻底明了;净土宗的一句“阿弥陀佛”,只需口诵佛号、心观佛祖,修行方式简单,无形中便脱口而出,潜移默化地变成人们的一句口头禅,无形中加强了佛教对民众的影响。

民众对佛教功利性的信仰是一种缓慢的、不为人知的佛教发展形式。他们的佛教感情似乎淡漠,佛教信仰略显功利,但在潜移默化中己然成为百姓生活的日常方式。如果缺失,其后果无法想象。

三、会昌法难与黄巢之乱

会昌法难与黄巢战乱,彻底终结了唐朝光辉灿烂的传统经院佛学时代。与会昌法难破坏最严重的阶段大概也就是两年不同,黄巢叛乱肆虐九年之久,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地区都受到了蹂躏。教界因此而受到的破坏被证实是无法弥补的。参阅当时的佛教史料,则可知后果是灾难性的。甚至如果从长远来看,黄巢之乱对于延续佛教传统的损害,可能要更大于会昌法难的打击。

先说唐武宗在位期间的”会昌法难“。在唐武宗对佛教的各种不同打击中,焚毁经典,尤其是佛教高僧的注疏与论著,可能是破坏性最大的。因为没有了这些书籍,就不可能将各宗派经历数个世纪,对经典的“正统”解释保存下来。武宗在公元846年元月特别下诏焚毁所有佛典,但他对于佛教的反感却是在登基之初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也预示出他可能会在今后全面的、大规模的灭佛。

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僧人,得以在寺院关闭与被驱逐到乡村去之前,将珍贵的佛教文献隐藏起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僧元堪,他为了保存智凯的注疏,将它们藏在屋壁。但这毕竟是凤毛麟角。大规模的拆毁佛教藏经阁与驱逐僧人,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佛教文献的大量散佚,即使是在佛教禁令解除之后,也无法再次恢复。要寻求基本的佛典变得都很困难,更不用说佛经的注疏了。

譬如公元856年,也就是恢复佛教整整十年之后,僧人疏言因为在故乡潭州(湖南)不能找到一套完整的佛经,专程赶到以寺院众多而著称的太原,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在节度使卢均的帮助下,经过了辖区数月的搜罗之后,才终于汇聚到五千卷的佛教经律论,由疏言带回湖南。

还没有从会昌法难中完全恢复过来的佛教,又遭到了黄巢乱军历时九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烧掠城乡,滥杀无辜,其损失之惨重,无可估量。无休止的战火劫掠对几乎每一个地区的寺院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如《宋高僧传》中的传记所清楚显示的,活跃在公元870年代至880年代的大部分僧人被迫放弃寺院,逃到他们希望是安全的地区,因为战场的不断转移,一些不幸的僧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两次三次的成为难民。因为黄巢之乱以及之后唐朝最后二十年的战乱,诸如长安、洛阳等重要的佛教义学中心破坏殆尽,僧人们四散逃离,使得自隋朝与唐初以来,很多杰出的注重义理的宗派突然中断。

会昌法难与黄巢之乱对于注重文本阐释和深奥义理的法相宗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到了五代与宋初,当时的僧人们经常无法理解自己宗派祖师们流传作品当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概念了。譬如僧人悟恩的传记中记载:“会昌毁废,文义残缺,谈妙之辞,没名不显。”另一位僧人义寂,有感于战乱之后,残编断简,传者无凭,发愿要搜集整理玄奘祖师的著作,却只能找到零散的只言片语而已。

由于传承中断,重要著作散佚,中国佛教的特性在唐之后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正如我们看到的,那些特别依赖于文本阐释来解释教义的法相宗等,地位一落万丈,后来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而另外一些诸如禅宗,净土宗,不是那么依赖于抽象义理的掌握,而更多的强调内在直觉与个人宗教体验的宗派,则越来越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会昌法难与唐末战乱,使得中国义理佛教史上最富有创造力的时代突然终结,玄奘法师所弘传的法相宗差点永远地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朋友们如觉得这篇文章不错,欢迎朋友们转发!

生活小常识|生活小窍门|健康小常识|生活小妙招小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