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蓝玉造反，能打得过朱元璋吗？……

中国古代历朝“大案”里，爆发于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蓝玉案”，公认是极度血腥残忍的一桩。

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初八，战功卓著的明朝“凉国公”蓝玉突然被逮捕下狱，两天后就被处决。六十五岁的明太祖朱元璋，接着又掀起一场空前风暴：“追查蓝玉余党”的酷烈行动持续数年，数万文臣武将被定为“蓝党”，其中被杀两万多人，冯胜、王弼、傅友德等名将都惨被株连，另外还有大批公侯勋贵及其子弟。经过这场折腾，昔日遍布明初朝堂的“淮西勋贵”，几乎被一扫而空。

如此残杀，也叫后世不少“野史粉”愤愤不平：曾经横扫漠北，在捕鱼儿海“团灭”北元的大将军蓝玉，怎么就这么乖乖坐以待毙呢？难道就不能扯旗造反，和“滥杀功臣”的朱元璋真拼一场？

其实，这事儿蓝玉早想到了，他还真打算“搏一搏”：早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时，他就把曹震、朱寿、何荣等亲信叫到自己私宅密谋，打算在次年二月二十五日正式造反，打算到时候纠集“二三百贴身好汉”发起突袭，一口气篡夺大明江山。谁知还没动手，就被朱元璋逮进了牢里，其同伙也一个个落网，先前的“造反计划”也被录了口供，编入了记录蓝玉“造反罪状”的《逆臣录》里。

但如此“造反计划”，也叫多少“野史迷”们连呼不信：蓝玉可是手握重兵的明朝大将军，还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经典的“捕鱼儿海奇迹”。这么一个战神级人物，造个反竟然只能凑二三百人？计划也这么简单粗暴？但事实上，在朱元璋在位时造个反，能凑个两三百人，确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蓝玉案”发生时的洪武二十六年，正是明王朝的“卫所制度”日益成熟的年代，大明全国的一百二十万军队，被划为了内外三百二十九个卫所，每个卫所都配有专门的屯田。以朱元璋的话说“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军队的经济命脉，牢牢由明王朝掌控。

而“卫所制”下，明王朝的“统兵”“带兵”，也是有严格的制度：五军都督府统领天下卫所，彼此还不相统属，调兵的权力却在兵部，没有兵部的命令，就算你是大将军，一个兵也别想调得动。所以当年“老相国”李善长找信国公汤和借三百个兵盖房子，汤和愣是一个兵没敢借——不是舍不得借，而是大明制度在这儿，借不得！

放在蓝玉身上，能凑齐“二三百贴身好汉”，已是相当的不容易。琢磨出这么个简单粗暴的“造反计划”，也是有多大锅下多大米。但即使这样，还是不出意外撞上了朱元璋的枪口，还被朱元璋以此为由头掀起大案。

那么问题来了，哪怕此时勋贵里最凶悍的“战神”蓝玉，都能被朱元璋轻松拿捏，为何朱元璋还不依不饶，非要以屠戮上万的代价，把这群“勋贵”往死里治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蓝玉的“作”。以军事能力说，战功累累的蓝玉足以与徐达李文忠等“明初老牌名将”比肩。但以日常表现说，比起低调做人的徐达李文忠们，蓝玉却是长期高调：平日就经常侵占民田，日常的起居物品都用金银器，属于严重“违制”，身边养着几百个奴仆，各个如狼似虎。而在立下“捕鱼儿海大捷”后，蓝玉更是“作事儿”办了一筐：回师的时候路过喜峰口，因为嫌当地小兵“开门”慢，竟直接破关而入……

这类事情，随便一条，都犯了朱元璋的忌讳。但蓝玉的身份还特殊：他既是明初名将常遇春的内弟，常遇春女儿成为太子妃后，他自然又成了太子朱标的舅爷。由于他与太子朱标关系密切，所以这类“作事儿”，当年的朱元璋每次都只是“切责玉”。但等到太子朱标英年早逝，新“继承人”是年幼的“皇太孙”朱允炆。一个军事能力强大且飞扬跋扈，且是“皇太孙”舅爷的蓝玉，自然令朱元璋忌惮——万一自己不在了，“皇太孙”能镇住他？

而与蓝玉一样令朱元璋忌惮的，更是蓝玉背后的“淮西勋贵”势力。

作为明朝开国的“从龙功臣”，洪武年间的“淮西勋贵”们，很快发展成了强大的势力。勋贵“违制”“违法”早就是常事。虽然经过胡惟庸案，大批“淮西勋贵”们获罪被杀。但蓝玉、傅友德、冯胜、王弼等手握重兵的名将们，却依然风头正盛。虽然在明初的军事体制下，他们纵是“手握重兵”也掀不起风浪，可朱元璋想到的，恰恰是自己的身后事。

所以，“清理勋贵”这事儿，并非朱元璋借着蓝玉案突然袭击，而是朱元璋长期的布局：太子朱标健在时，特别是1380年至1388年之间，朱元璋就用温和手段，动员“勋贵”们放弃权力。1388年时，朱元璋还“以天下无事，且怜悯诸将老”，劝慰不少“勋贵”们回家归养。而在太子朱标去世后的1393年，朱元璋却又把脸一翻，掀起空前杀戮。手段不同，目的都一样。

几位“幸存”勋贵的“逃生过程”，更体现出了朱元璋的算盘：“一个兵都不借给李善长”的汤和，主动请求“退休还乡”，朱元璋不但给他在凤阳老家盖了大宅子，还送来大笔黄金白银做礼物。武定侯郭英和曹国公李景隆，也是连忙交出自家名下的宅院和佃户。这几位，也都在“蓝玉案”里一切平安。

值得一提的还有郭德成。这位朱元璋的“亲舅子”，开国后啥官都不要，就只求天天有酒喝，还常陪朱元璋喝酒。“蓝玉案”发生后，郭德成更是干脆剃了光头穿上袈裟，天天纵酒狂歌。就以这“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方式，落得“以功名终”。《皇明传信录》里也记载，对郭德成这“爱自由”的做派，朱元璋也曾感慨：人人都像郭德成这样，我就能少动大刑了。

软的硬的，喝酒杀头，朱元璋所有的算盘，根子上都是为“老朱家”的皇权。也正是经过一连串软硬兼施的折腾，明初的“勋贵”们几乎一扫而空，洪武年间“存者不及三四”，一直到嘉靖年间时，也不过“勋臣六十五人，公六人，侯二十二人”。这群朱元璋眼里的“大威胁”，基本被废了武功。

不过，饶是朱元璋算盘打得再精，他也绝想不到，到了明朝亡国前后，这些被“废了武功”，且享受了明朝近三个世纪“国恩”的勋贵们，会是怎样的表现。

先说崇祯年间：面对明王朝内外交困的岁月，急红了眼的崇祯皇帝，也把中兴大明的希望寄托在勋贵们身上，比如定国公徐允祯就“掌左军都督府”，成国公朱纯臣“兼领天子之禁军”，襄城伯李国桢“提督京营”，一个个都位高权重。可这群蜜罐里长大的“勋贵”们，又哪有半点祖先的英风？除了借机发国难财，就是“纵兵肆掠”，贡献基本是负数。待到李自成攻打北京时，深受崇祯信任的李国桢更带头卖身投靠，亮瞎了多少大臣的眼。

对这帮“勋贵”们，李自成农民军也没客气，以《后鉴录》的统计，李自成在北京“追赃”了七千万两白银，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包括勋贵在内的“侯家”们“贡献”的，可见这帮人虽然“废了武功”，却一直没少当蛀虫。对“投降很积极”的李国桢，李自成也毫不客气。发出了一段鞭辟入里的怒骂：“汝受天子重任，宠逾于百僚，义不可负国恩。既不能坚守，又不能死节，靦颜受缚，意将何求？”

如果朱元璋泉下有知，听到这段骂声，不知会作何感想——他生前千防万防的勋贵们，就以这堕落加速度的方式，成了明朝灭亡时，一群贻笑千古的蛀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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