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公知”，但你们是大清的“爱国贼”……
相对于未曾出洋的林则徐、魏源那种半睁半闭看世界，郭嵩焘乃是大清国清醒看世界的第一人。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晚清官员，中国首位驻英法使节。生于1818年，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同年出生。
郭嵩焘生活的时代，西方正在进行两次工业革命，生产力急剧上升；而大清国上上下下，慵懒，愚昧，虚骄自大，君与臣皆闭目塞听，对世界一无所知，跟二傻子差不了多少。
文渊阁大学士琦善说，“是国（指英国）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群臣上下?”
道光皇帝问曾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钦差大臣耆英：“逆夷接仗之际，所带夷兵，何以能使有进无退？”（为啥夷兵打仗时有进无退，辣么勇敢？）耆英答曰：“英夷武官四十以内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无所顾瞻，临敌争先”。
即便是林则徐，在给道光的上疏中竟然说，洋兵虽“上身刃不能伤”，但“一仆不能复起”，“若以长棍伏击其足，应手即倒”云云。
甚至到了光绪年间，”守旧，恶西学如仇”（《清史稿》）的正一品大员、体仁阁大学士徐桐，愣是不承认世界上还有诸多国家，说“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
首辅大员们一个个无知到这种程度，对外部世界如此茫然，其他官员和底层百姓，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维新变法先驱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年22岁的郭嵩焘为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僚，”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留下了深刻印象。”岛夷”英国船坚炮利，在海上架起几门大炮，偌大的清国就败了，南京条约就签了。
过了十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郭嵩焘入曾国藩幕府中，协助其创办湘军，出谋划策，成为曾的得力助手。
在此期间，他赴浙江、上海等地筹枪筹饷，接触了一些外国人，参观了外国轮船、先进的机器设备以及图书馆、报社等，了解到很多西方世界的情况，对西方人科学的发展大为敬佩，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
郭嵩焘性格直率敢言，他不仅公然夸赞西方之文明，还毫不留情地批判当时的国人。他曾有自评曰：“…….至于谤讥遍于士大夫，汹汹然不可向逊，鄙人之谈如故。”
1875年，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上奏，认为将西方之强盛仅仅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不能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只有学习西方的郑智体制和经济制度，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
当年8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兼使法国），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消息传开，守旧人士纷纷讥讽，有坐而论道而百无一用的无聊文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因《使西纪程》而爆得骂名
清朝有个规定，要出使各国的大臣都写日记。日记要将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详细记载，随时咨报。郭嵩焘将他的出使日记，写成《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郑智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主张中国应认真研究和学习。
《使西纪程》甫一问世，引爆朝野强烈舆论，全国上下对他一片骂声喊杀声。
那些盲目自大，封闭守旧的官僚士大夫们纷纷攻击和谩骂郭嵩焘是”汉奸”、”贰臣”，官方给他制造了一顶“崇洋媚外”的帽子，升斗小民、乡野布衣当然不会认为郭氏是好人。
后来，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写道：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使西纪程》被诏令禁毁时，李鸿章却自称反复看了四遍，并在给友人信中为郭嵩焘抱不平：
“筠仙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朝野却如此参毁奏谤，恐怕达官贵人从此皆引为鉴戒，噤声若寒蝉，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那么，究竟《使西纪程》写了什么大逆不道的狂悖言语，让当年的大清国官民们震怒，围攻，撕咬和封杀？！
所幸海外存世本的完整保存，使得后世得以了解到历史的真相。
《使西纪程》主要记录了郭嵩焘的出使行程。当时使团一路南下经台湾海峡、香港、南中国海、马六甲、新加坡。绕过新加坡后一路西行，途径斯里兰卡、印度、阿拉伯半岛、亚丁湾、红海、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穿过地中海后出直布罗陀海峡，最终到达英国。
在此期间，郭嵩焘见识了航海技术以及航海礼仪，并且还登岸接见了各国礼仪得体的官员，受邀参观了动物园、学堂、军队、法庭、监狱等，记录了各地宗教、艺术、历史、人文以及医学手段等；还一一记录了他所“听闻”的世界秩序，交战规则等……..
“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麦西、罗马、麦加迭为盛衰，而建国如故……”他承认西洋国家也有两千年文明，而不是猴子野人变来的论断，是此书的一大罪状。
他意识到，英国“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而中国士大夫却无人意识到这点。”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张大时哉?”这段话，击中了大清国的堂堂天朝上国梦。
他认为，“交涉之方，不外理、势”。与西洋交涉，要衡量道理，揣度情势。万事不外乎一个理字嘛，只要讲理，洋人也不难对付。
他由衷地赞美了英国的议会民 zhu制，因为只有民 zhu制度，才能“一味替国办事”。他并不认为“英国方式”是英国人独有的，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郭嵩焘出使海外期间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律法、技术、政经无一不通；而大清留学生则是学开船和开炮的皮毛，寄望朝廷扩大留学范围。
“日本在英学习技艺二百余人……皆能英语。有名长冈良之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亦在此学习律法。……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
而后二十年，大清与日本的国运，果如其所预料。日本举国维新创造了东亚奇迹，大清则继续沉浸于“天朝上邦”的美梦，不肯好好地审视自己，抵制洋务运动和任何变法，最终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
我是“公知”，你们是大清的“爱国贼”
大清国那些自我封闭、拒绝承认现实的守旧卫道的老爷们，以及被精神麻痹的无知底层，“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习惯了割宫颂-德之辞，郭嵩焘的那本《使西纪程》，显得实在是不可饶恕。
郭嵩焘于是成为了人-民“公-敌！“时议咸斥之。”
有人斥责他“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则悲愤道：“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有个叫何金寿的翰林院编修弹劾郭嵩焘，说他“天地所不容，万古所不赦”，“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何的同事张佩纶（民国时期的女作家张爱玲祖父），善于见风使舵、投机取巧，更奏请朝廷撤换使臣，否则“有违民心”。还有个迂阔保守的低级官员李慈铭，说郭嵩焘极度吹捧英国“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这哪里还是大清朝的臣子呢！
凡是辱骂郭嵩焘者，无不立时得以扬名，被清廷重用。犹如今日之“明德先生”，因辱骂方方爆得大名，收获几十万粉丝。
最为可笑的是，那个“事事齮龁”，时常无端作梗的猥琐副手刘锡鸿认为时机已到，也起而指责郭嵩焘有“十大罪”，如：
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居然穿外国衣服；
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见了外国国王，居然站起来；
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听音乐居然拿音乐单。……
总之，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但全都是鸡毛蒜皮的东西。
这也印证了英国人称郭嵩焘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说法，说明他处理外交事务是合乎国际惯例的。
而刘锡鸿却作“大义凛然”状，他说：“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
清流汹涌，“爱国”声隆隆，郭嵩焘终被撤职召回返乡，在一片唾弃和谩骂声中，他泰然处之，深信“流传百代千令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郭嵩焘在73岁那一年去世。死后不仅未得谥号殊荣，还遭到当时的湖南官府开除省籍。
郭嵩焘认为:
“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深厚、流极败坏的政教，非这样漫长不能指望振兴。武器、制造，有贤者担当，也许三五十年勉强能“望见其涯略”，百年树人，以百年之力或许可以“涤荡旧染”，磨砺出合适的人与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以累积成人心风俗，真正的改变在于人心风俗。”
现今人们的思维方式似乎仍未有太多改变，各种沉疴顽疾仍作祟盛行。郭嵩焘所期望的人心风俗之改变，难哉！
郭嵩焘当年的认知、思想与见识，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依旧遥遥领先于很多现代国人。
百年之后，大清早已灭亡，有的人头上的辫子没了，心里的辫子还在，自闭反智的土壤仍在。譬如被故意抹黑的公共知识分子（公知），公知原是一个可以对社会进行有效的外部督促的有思想的群体，中间有人或为清时之郭嵩焘也，不知何时竟然臭遍大街；而金胡张陈及赵盛烨明德先生之流，又何尝不是当年大清那群迷狂偏执又愚不可及的“爱国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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