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像一个灰黑的影子……

出生湖南山村的女孩西湘，因性别、生辰等不为自己的奶奶疼爱。长大后，又因她热爱读书和文学，被奶奶视为“怪胎废物”。同为女性的敌意，直到时间足够漫长，才稍稍溶解。

前些天去三月街赶集，经过糖果蜜饯摊子时，匆匆瞥见一小堆冬瓜糖。

冬瓜糖在城市里很少见，上一次看到还是近十年前，在老家湖南小镇的集市上。冬瓜莹绿可人，淡抹白霜，好看是很好看的，但是未免太甜了。这么甜，有什么好吃的？我问。我妈回答说：谁知道呢，反正她爱吃。

我们买了两斤回家，爱吃它的是我奶奶。那时她已经年近八十，吃菜拣最荤的，糖也要吃最甜的。所幸她嗜肉嗜甜却没有“三高”，除阿尔兹海默症之外，别的身体机能都不错，家人也就没有禁她的饮食，肉和糖一直都管够。

最近我才想到她为什么那么嗜肉嗜甜，缺什么补什么罢了。她大半生在动乱与饥荒中挣扎，生活刚有了希望又成了寡妇，终于不愁吃喝时却人事不省。只有晚年无限量供应的肉与糖，才是她此生唯一的安宁与饱足。

在她老年失智前，我从没见她开怀大笑过。她的脸仿佛生来就是愁苦的，从额头到下巴刻满皱纹，嘴唇终日紧抿着，连带着两边的法令纹格外深刻。长久的日晒让裸露在外的皮肤呈饱经炙烤的焦黄色，再加上四处蔓延的纹路，使得她像一只风干太久的橘子，不消剥开就能知道芯里是涩苦的。

我对她最早的印象，是连同她的房间一起的。

家里房子小，三岁前我跟父母睡，弟弟出生后，我被安排跟她一起睡。她的床跟她的人一样，粗糙而冷硬。老式的雕花木床很大，一年四季都围着深色的麻布帐子，摸起来像瓦片一样粗厚。夏天铺着酱油色的竹凉席，冬天垫着蓬松的干稻草，躺上去会沙沙作响。

睡在这样比夜更深沉的房间里，我心里难免害怕。她寡言而严厉，总是粗声喝斥我快睡，不许我乱动、说话，更不许我碰到她。我便老老实实趴在床尾一角，默默摩挲着粗布帐子，渐渐入眠。

对于幼时的我来说，她身上有许多凛然难犯的禁忌，我不敢去问，也不敢去碰。比如她的房间的二楼是一个神秘阴森的所在，楼上摆着一副乌黑沉重的棺木，棺木不知道是哪年哪月摆在那的，也不知道是谁的。堂屋神龛里放着一个相框，相框里镶着一张黑白照，照片上是一个歪嘴老人，我一直想知道那是不是我爷爷，很想很想，因为不敢问她，也不敢去问别人，所以时至今日仍然没有答案。

事实上她的人生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她十八岁嫁给我爷爷，先后生下五个孩子。她五十岁那年，我爷爷去世，当时家中还有三个孩子尚未成年。作为一家之主，她不得不拼尽全力。她所有时间都抛洒在农活和家务中，地里的水稻花生黄豆苞谷等着她打理，家里的鸡鸭鹅猪需要喂食，抽空还要扎扫帚去集市上卖。

她卧房的楼上有一辆纺车，我小时候见过她纺线、弹棉花，也常见她做鞋。除干活外，她的生活里没有别的内容。她甚少串门走亲戚，唯一走得近一些的，是屋后同是寡妇的三奶奶。她从不随意说笑，就连在家人面前也很少说话。

奶奶房间里摆着用来腌菜的坛子

她年轻时还没有照相这回事，我不曾听人谈起她年轻时的样子，邻里亲戚间也没有流传过任何关于她的事迹。因为我爷爷排行第二，她被邻里亲戚称为“二伯母”或者“二奶奶”。她安心藏身于这个标签之后，成为一个无面目无特征的人物，像谷仓里不计其数的稻谷中的一粒，泯然于世。

同住一个屋檐下十八年，我眼里的她只是一个苍白素黑的影子，冷冰冰、硬板板的，拒人于千里之外，尤其是拒我于千里之外。

去年夏天我做过一个梦，罕有地梦见了她。

梦里我在老家，好几只猫在堂屋爬来爬去，我开心地跟它们打招呼，“你们是谁家的呀？”

猫不语，她却在旁边发话了，声音低沉混浊，痛心疾首地控告小猫们把她的鱼都偷吃光了。语气中饱含问责，我知道那是针对我的。

我羞愧地低下头。我想那些猫是因我而来的，我一向喜欢招猫逗狗。

梦里她已经老迈到接近死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猫把她的鱼叼走。她连跺一下脚来威慑它们的体力都不再有，但她仍然有威慑我的能力。

她有一双世界上最严厉的眼睛，在她的审视之下我从没直起过腰来，即使是在梦里。

从我出生开始，我就被判定有罪了。

我出生前不久，我爷爷意外去世，这于她如同天塌地陷，我的出生则是雪上加霜，如果是男孩还算添丁之喜。可我是女孩，呵呵。

接下来许多事情似乎都顺理成章。我从没看她对我笑过，从没听她好声好气唤过我的名字，她给所有晚辈做鞋，除了我。前两年，我母亲还愤愤不平地说，我小时候说想吃蛋饽饽（鸡蛋），她听见了，冷笑说：想吃蛋饽饽？可惜你没生到那么好的八字。

我一直知道她讨厌我，但不曾深思过缘由。一次，寄住在我家的表哥问我：为什么你奶奶总是叫你弟弟过去吃东西，从来都不叫你？我愣了一下，我意识到，没有哪家的老人这么不疼孙辈的，哪怕是女孩。

我想，她对我的厌恶，除了因为我的出生时辰和性别，也因为在她眼里，我有许多不合时宜的毛病。

我从小就笨，手脚笨，嘴也笨，只有读书还可以。我记不清自家的田与地，认不全地里的蔬菜瓜果，甚至不知道猪栏里哪头猪是自家的，只知道成天埋首书本里。在她的价值观里，这样的孩子养来纯属浪费粮食。

有一年暑假我父母都不在家，我被托付给她管，她立志要让我脱胎换骨，每天带我去地里苦干。烈日下暴晒几天后，我全身都脱了皮，手一搓就掉下来一大片，疼得呲牙咧嘴。母亲得知后，第二天就把我接走了，她气得指地骂天。

还有一次我在家里弹脚踏风琴，招来了许多小朋友。他们点歌，我弹唱，整个下午家里都很热闹。天黑后，听众渐渐散去，她突然从后门闪身进来，阴沉着脸说：“你一天到晚在干些什么？你以为你很光荣吗？不知道的以为你家死人了呢！”（寨子里平时是没有音乐的，只有谁家有红白喜事的时候才奏乐）

她的声音压得极低，但愤怒山呼海啸而来：十几岁的人，不下地去干活，却在家里弹琴唱歌？为什么家里出了这么一个丢人现眼的怪胎废物？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她，坐在原地抠着凳子，只觉得无地自容。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太多。我总是迷恋一些在她看来的无用之物。在她眼里，这样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神经病，如果这人还是个女孩，就更加不可饶恕。

在当时，对于农村姑娘来说，大口吃饭、大声说话、大步走路都是错，建立于自己需求上的主张——吃饭、穿衣、治病、读书也都是错，她们活着就是错。她们能做的，就是以体力证明自己能干很多，以沉默证明自己所需很少，把别人放到无限大，把自己缩到无限小。只有这样，才是“好女孩”。可惜，我不是这样的女孩。

我们之间有许多隔阂，于我来说，她像一堵简单、稳固、但不知为何存在的墙，它强硬地伫立在我的生命中，不让我靠近，我也只能接受它的存在。

她一生安顺于命。孩子们都成家立业后，她在老房子里独自生活，不向任何人祈求什么，只向土地要结果，土地也不曾辜负她。于是她的生命里只有干活这一件事，再没第二个心思，像是一块没有思想的石头，一块无懈可击的生铁。

我唯一一次见到她的软弱是在一个夏天。

那年四叔和婶娘在外地打工，把孩子交给她带。她太过忙碌，照顾小孙子只是供给一日三餐，出门干活时经常把孩子锁在屋子里，抓给他一把花生或者炒黄豆，让他慢慢吃。

后来，四叔两口子吵架闹离婚，婶娘独自从外地回来，借口带孩子去看外婆，要把孩子带走。她一开始不清楚内情，同意了，经人提醒后慌忙去追。那时天已经黑了，她刚从地里回来，光着脚，鞋都来不及穿就往婶娘的娘家赶去。这并没有阻挡事态的发展，婶娘强行把孩子带走了，时隔半年后，四叔才从浙江把孩子“抢”回来。

那天傍晚，我看着她矮胖的背影慌慌张张地消失在门口的石板路尽头，不知为何，眼泪如雨般落了下来。我毫无防备地尝到了她生命的苦涩，一种巨大的悲凉笼罩了我。

我第一次意识到，她其实是个对很多事情无能为力的老人。我开始尝试平视她，站在她的角度去看待一些事情。

她年事已高，伺候庄稼和牲畜已经吃力，还要照顾一个几岁的孩子，应付不过来。因为她是祖母，她所受的教育不允许她拒绝带孙子。孙子被抱走了，她要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孩子是在她手里“丢”的。她是母亲，是女人，她的使命就是为了这些人牺牲所有，她只要还有一丝力气就有责任喂养这些人，无偿地，无悔地。

她从不问为什么，只是温顺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反正村里每个女人都是这样过。她生了孩子，孩子又生了孩子，如同一颗种子落了地，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已经不是她所能决定的事。这些枝叶花果是她的收获，是她的累赘，也是她晚年安全感的来源。

所以她虽然讨厌我，却也肯对我略尽义务。高中时我生了病，父母不在家，都是她来领我回家治病。一次我脖子水肿，她不知从哪里找来偏方，煮了草药给我喝，竟然非常神奇地治好了。还有一次是摔伤，脸上烂了一大块，险些留疤，她叫我用生姜擦，也好了。

我们享用她的哺育，回报却少得可怜。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我的父辈们相继南下广东打工，后来我这一辈的孩子们长大、离家，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独自一人在老家生活。

我外出工作后，平均两三年才能跟她见上一面，每次见面都是匆匆一顿饭工夫，给她买点水果、牛奶、冬瓜糖之类的东西，有时候也买些补品。有一年我给她买了当时很流行的一种保健品，回到家里发现她桌上正摆着一盒一模一样的，她拿出一小瓶要我帮她看说明书，说她吃了以后老感觉有些头晕，不知道为什么。我把那盒保健品藏起来，转而塞给她一点钱。后来再也没给她买过东西，每次见面都给她一点钱，可她那时已经没有花钱的机会了。

2007年，七十四岁的她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生病的最初几年，她依旧独居，疾病渐渐地蚕食了她的意识，将她架空为一个只会吃喝拉撒的“老人”。到她八十岁左右，她被彻底没收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开始在各个儿女家轮流长住。

她终于卸下了身上的重任，同时她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她挣扎了几年，顺从地接受了自己作为家族“吉祥物”的使命，终日不言不语，含笑而坐。

她八十周岁那年，家人给她办了寿宴，在老家的寨子里。

她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房子还健在，门前贴着喜气洋洋的红色对联，她拄着拐杖立在门前，如同一个将军。她斩获了八十年的光阴，又从无到有创造了一个大家庭，可以算有所成就。

这天的酒席相当热闹，她坐在主桌上，被一群人簇拥着。寿宴上的她是一个体面的老人，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嫁在邻村，勤劳、体贴又孝顺，儿子们虽没有大富大贵，但都能自保，其中还有一个是国家干部。最重要的是，八十高龄的她有儿女们好生供养着，这是每个农村老人追求的终极幸福。她唯一的“朋友”，住在我家屋后的三奶奶，就是因为唯一的儿子身患重病无力赡养，在八十岁那年喝农药自杀。

看起来这是她人生幸福的顶点，不用劳动而不愁吃喝，这是她勤俭克己辛苦劳碌几十年才换得的，此时她内心觉得幸福吗？我不知道。

她的晚年是被封闭在各个子女的家中度过的。那堵墙已经朽坏，新的墙和屋顶已经建成，她成了被庇佑者，从前常年不见的笑容，现在堆在脸上。偶有亲戚来看她，问她可好，她忙不迭点头，同时感慨自己活得太久了，给晚辈们添了麻烦。

她像一个只会吃喝睡觉的人形机器，没有人在乎她想什么，只是照顾她的身体正常运转而已。儿女们养她，就像养一只动物。他们爱她，但也无视她的尊严。他们对她的爱，和她对他们一样，粗砺而生硬。他们拿她脑筋糊涂时做的事情来取笑她，亲切而放肆地叫她“老家伙”，粗声粗气地对她讲话。但她从不计较。享有足够肉和糖的生活似乎将她融化了，她不再有任何棱角，变得柔顺依人。

老屋，奶奶住在最左面第一间

她经常一整天不说一句话，像一个黑灰色的影子，缓慢而不易觉察地在屋里移动，以至于我们经常会忘了屋里有她。

一次四叔从外地回来，很晚的火车。快十点了，我们坐在客厅闲聊等客，突然发现她还坐在沙发一角，问她怎么还不睡，她只笑笑不说话。我突然意识到，她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废人”，她的慈祥柔顺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老人的生存智慧。

我也意识到，她的脑海中应当也有一个法庭随时在审判着她。她终生勤勉不敢松懈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有价值之人，然而，老年的她无疑经不起那无情的审视了。她不能种地喂猪，也不能带孙子了，她彻底变成一个只会消耗而不再有任何产出的“废物”，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还配存在吗？ 她的内心无疑是惶恐的，所以才选择柔顺。

这些年，我离开老家，读大学，去经济发达的地区工作，学会使用电脑上网，认识了一些优秀的同性，得以继续完成自我教育。而她的世界里，目之所及皆是跟她一样的，一面一面的墙，所以她只能牢牢钉在原地。于是指责她变得很容易，但其实我不过是比她晚生了五十年而已，假如我们调换过来，我未必比她做得好。

明白这些后，我对她有了一种姐妹般的理解和共情。我理解的不止是她，而是更广义的她。但这迟来的单向的理解对于我们毫无用处，我们的关系随着她的老年病已经没有任何修复的可能。

她得病以后不再认识人，但家里人的名字还是能随口说出来，我每次去看她，她会握着我的手笑，把所有子女和孙辈的名字都猜一遍，独独没有我的名字。但我已经释怀。

我经由她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并非她的意愿。我们之间的关联，不过是宇宙之中的一个偶然。我们不能互相理解但被血缘捆绑，无力挣脱就懒散地应酬一下。有如我买给她的那些冬瓜糖，应个景而已，我根本不在乎她爱吃什么。

她最后的倔强是想回到老家寨子里生活。叔叔们每次从寨子里接她走，她总要发脾气，质问为什么赶她走，说“我生是你粟家的人，死是你粟家的鬼”。我妈悄悄告诉我，她是怕死在外面。

晚年的她只剩一个落叶归根的愿望。偶尔她会犯迷糊，如梦初醒般发现自己身处陌生之地，慌不择路地跑出去，想要回到老家寨子里，因此走失过几次。最严重的一次，家人找遍半个城市才在一个泥沟里找到她，她摔了一跤，伤了腿，后来进一步失去了自由。

为了让她安心，最后几年她被送回老家跟着四叔过活。

四叔离了婚，独自在家开了个养猪场，忙得脚不沾地，基本没有时间管她，只是供给一日三餐而已。因为怕她摔跤或者走失，经常把她关在家里——就像她当年带堂弟那样。她每天的活动半径仅限里屋的床到外屋的沙发。但她情愿如此，这是她所熟悉的地方，是她要老死的地方。

老屋里奶奶常使用的凳子

今年二月，她过完八十七岁生日后不久便病倒了，躺在床上呈半昏迷状态。请了医生来家里看，靠打营养液和吸氧维持生命，直至两个月后溘然长逝。

得知她病危时，我打了一个电话回家，问小叔她哪里不舒服，小叔说不清楚，只笼统地说了句“就是老了嘛”。“老了”的意思是大限已至，这句话将我钉在地上，仿佛突遭一场劈头盖脸的暴雨，这场雨蓄谋已久无处可躲，我只能站在原地任雨点痛打，忍不住大哭一场。

一个人漫长艰苦的一生终于要结束了，一堵墙彻底地倒下了，粉碎了，她一定累极了。

这正是：

世人嘴中半边天，无处诉苦在山边；重男轻女千古言，一生苦楚愁容面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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