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拼命学习隋唐，为何仍未能建立中式帝制？……

隋唐时代，日本多次遣使到中国，如饥似渴的学习隋唐文化，日本的政治、文化、观念都深受隋唐影响，但天皇即使权威最盛时，仍比中式皇帝差得很远。为什么会这样？最大的原因是日本孤悬海岛从未大陆势力被彻底征服过，而这令日本社会与中国十分不同。

在很多对政治制度的讨论中，从某个文明的政治智慧或者德性入手进行讨论，是一种比较通行的做法。但在对日本政治体制的讨论中，笔者并不打算延续这一自古典时代以来就屡屡被使用的范式，而打算通过对具体政治活动的考察，来对日本政治制度的演化进行探讨。

如同世界上其他文明一样，早期日本国家的政治制度演化，也是一个不断的强化王权的过程。

被各氏族推举为巫王的天皇一族，不仅不想将自己的权势仅仅局限在祭祀方面，而且对于其他氏族的领地与财富也垂涎三尺。而大和地区的各个有力氏族，则想通过天皇来扩大自身的权势。

于是在大和王权诞生后的数百年间，天皇与有力氏族，有力氏族彼此之间，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权力斗争。

而在这一连串的权力斗争中，天皇一族巧妙的利用氏族首领们的野心与其彼此之间的矛盾，不断的扩大着自身的权势。

到公元9世纪摄关政治建立之时，葛城氏、苏我氏、物部氏、大伴氏、平群氏、忌部氏等大和王权的有力氏族不是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就是被彻底边缘化。朝堂中的重要职位几乎被外戚藤原氏及皇族出身的源氏、平氏等所谓的贵种们所独占。

藤原道长与紫式部

除此之外，天皇们还通过渡来人集团及向隋唐派遣的留学生，引入先进技术与政治文化，建立起律令制国家体系。并且通过向各地派遣国司，逐步架空在地方权倾一时的国造，强化对各地的统治。

到公元11世纪末，随着天皇退位，以上皇的身份操纵国政的院政制度正式确立，最后一个大和时代的有力氏族藤原摄关家也开始被架空。天皇一族终于彻底掌握了对朝政的控制权，似乎离建立隋唐帝国那样的专制王朝也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这一切却并非发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成也氏族，败也氏族

在笔者看来，政治制度的演化，其实如同化合反应一样。虽然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生成新的事物而进行演化，但其永远只可能在既有元素间进行重组，而绝不会凭空生出新的元素。

好比氢气与氧气燃烧会虽然生成具有氢元素与氧元素的水，但绝不可能产生含有碳元素的二氧化碳。

当然政治制度的演化要比实验室中进行的化合反应要复杂的多，而更类似自然环境中所发生的化合反应。即在演化的过程中，会不断有新的元素加入进来，从而对政治制度的演化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但即便如此，在政治制度的演化进行之时，即存的政治元素将会构成一个强条件，限定政治制度的演化方向。而外来的元素，特别是来自异文化的元素，如果不能将即存政治元素彻底打碎，其所能够发挥的影响，便必然会始终受到既有政治元素的限定。

因此，虽然天皇一族与隋唐的帝王一样，对于扩张自身的权势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也不乏巧妙的政治手腕。但是现实的政治环境及其所能掌握的政治资源，却不足以支持其野心的实现。

中国的皇帝们之所以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建立起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封建宗族的灭亡及士大夫阶层的崛起。

封建宗族的灭亡，不仅使得先秦时代以封建宗族为核心构筑的政治秩序彻底崩溃，而且使得整个社会进入一种以个人而非次级共同体为核心的散沙化状态，从而使建立秦制成为可能。

而与此同时，不依附于任何次级共同体，或是其所依附的次级共同体需要皇权来赋予其合法性的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也为建立秦制所必要的官僚体系，提供了必要的政治资源。

也即是说，秦制的建立与维系，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封建宗族等次级共同体彻底瓦解的散沙化社会，是否有一个能够建立依附于皇权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这两个要素。

而非常遗憾的是的，当天皇试图模仿隋唐建立秦制集权之时，这两个条件其实皆不具备。

以大和王权为起点的日本早期国家，其本质是一个天皇一族与大和诸氏族共同建立的氏族联盟。而与中国或者世界上很多地区不同，日本的氏族，从未受到过毁灭性的破坏。由此，自然也不可能产生氏族毁灭之后的残渣——游士官僚集团。

春秋时代这些小国的灭亡，提供了大量游士

所以，面对整体实力远远比自己更为强大的诸氏族，既没有强大军事力量，也没有游士官僚集团的支持的天皇一族，只能是通过与某氏族的联盟，来获取其必要的政治支持。

在大和政权建立初期与葛城氏联姻建立政治联盟，后来与苏我氏联姻建立政治联盟，再到最后的藤原氏摄关政治。可以说天皇一族至始至终需要与某个有力氏族通过联姻建立政治联盟的手段，才能相对于其他氏族保持一种优势地位，由此才能够推行其强化王权的政策。

但是再小的棋子也有自己的意志，天皇打着借氏族的力量来扩大王权的算盘，与天皇结盟的氏族也不是让人当枪使的傻白甜。

虽然关于葛城氏的记载暧昧不明，但苏我氏与藤原氏，无疑都充分的利用其外戚的优势的来扩大自身的权势。如苏我氏便先后排挤了大伴氏、物部氏而大权独揽。而藤原氏则清洗了橘氏、大伴氏，最终利用天皇外公的身份建立起持续两百多年的摄关政治。

而面对这种联盟氏族尾大不掉的局面，根本没有可靠军事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天皇一族，唯一能够采取的对策，也只是扶持新氏族来进行平衡。

结果便是这些新氏族取代老氏族，成为让天皇一族继续头疼的根源。比如葛城之后又大伴、物部，大伴、物部之后又苏我，苏我之后有藤原，为了对付藤原天皇又不得不扶持皇族背景的橘氏与源氏。始终无法突破氏族政治的框架结构。

所以，不论天皇一族如何效仿中国的律令制度，如何引入太学及科举等培养职业官僚的教育选拔体系。在氏族政治的基本结构不打破的情况，氏族出身的贵族子弟几乎垄断了朝堂上的所有官职，根本就没有任何职业官僚集团崛起的空间，建立绝对王权更是无从谈起。

不仅，天皇在建立绝对王权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阻碍，还不仅仅限于中央，还有地方的地头蛇。

国造与郡司——古代日本的地头蛇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天皇通过巫术来整合日本列岛的地头蛇。而正是因为在整合日本列岛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巫术而非军事征服为手段，所以各地的氏族豪强基本没有遭到太大打击，而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实力。再加上早期日本国家根本没有一个职业官僚集团来提供统治地方的所需要的足够流官，所以便不得不极度依赖于地方氏族豪强，也即是地方豪族的合作。

大体而言，日本早期国家对地方的统治分两种模式。

一种是西国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朝廷将各地的有力豪族任命为世代承袭的国造，认可其在政治、宗教、军事、司法裁判等方面权力。简单来说，便是通过与当地最强大的氏族结盟，来实现对该地区的支配。诸如出云国造出云氏，吉备国造吉备氏，筑紫国造磐井氏等便是此类国造中的佼佼者。

可以说，西国的这些国造所统治的诸国，基本上就是听调不听宣的诸侯国。不仅如此，根据国造犯事之后，献上屯仓的记载来看，这些国造甚至可能还拥有管理朝廷在各地设置的，理论上由天皇直辖的屯仓的权限。

西国的国造权限如此之大，其中不乏有敢与中央叫板者。

比如吉备国造吉备氏，筑紫国造磐井氏，都曾试图与新罗联合，反抗中央朝廷。只是这些行动都很快被朝廷的军队所镇压，早期日本国家才得以维系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镇压了吉备氏与磐井氏的反抗之后，朝廷依旧没有直接派流官支配这些地区，而且继续认可当地有力豪族的自治权。

另一种便是东国模式。如果说西国对日本朝廷的主要作用是提供赋税的话，东国则主要是为日本朝廷提供名为舍人的军事力量。可能是基于这种关系，而与被视为自由民的西国国造不同，东国国造与皇族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并且被视为附属于皇族的氏族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东国地区所提供的军事力量，构成了支撑早期日本国家存在的军事基盘。或许正是因此如此日本古代史，任何针对中央朝廷的反乱势力，基本上都是先取东国再西向问鼎天下的原因所在。

日本西国与东国体制不同，北陆、东山、东海三道为东国

而正是因为朝廷与东国的关系远较西国紧密，所以在大化革新开始建立律令制国家时，便拿东国试点。从中央贵族中选派官员，出任东国国司。即所谓的遣良人以镇东国八道。

但值得注意是，这些由中央所选派出镇东国的国司，其权限虽然包括征集贡赋，整备水利，统计户口等诸多权力。但是却被命令禁止行驶裁判犯罪的司法权。

之所以如此，恐怕还是因为虽然理论上东国的豪族多附属于天皇。但他们与天皇之间，依旧是一种契约式的君臣关系。一方面，他们服从天皇的支配，向天皇缴纳贡赋，提供军事力量。而另一方面，天皇也要认可其自治权。而在自治权中，最为核心的，正是司法裁判权。所以在任命国司时，才不得不明令禁止其行使司法裁判权。

就此而言，虽说国司的创设参考了中国的郡县制，但其实际权限，恐怕要小很多。

所以，无论是西国还是东国，无论是国造还是国司。日本早期国家对地方的统治，至始至终要高度依赖于地方豪强的合作。没有这些地方豪强所提供的赋税与军事力量，日本早期国家自身也无法存续。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学中国诛杀地方豪强，更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郡县制。

观念的束缚

除了现实政治的束缚之外，对那些比较有雄心的天皇而言，政治观念也是一个颇难克服的障碍。

是政治观点决定现实政治，还是现实政治催生政治观念。这实际上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或许永远都无法获得定论。但是二者无疑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存在。

早期日本国家与西欧、西亚以及中华文明圈非常突出的一个不同点，便在于其并没有一套高度抽象化、理论化的政治理论体系。不仅如此，日本人甚至于连诸如《居鲁士的教育》、《韩非子》、《商君书》之类帝王学的相关著作都没有。这就是使得当时的日本人在进行政治活动之时，对于巫术与惯习有着极高的依赖性。

而日本的氏族贵族们，也不像古希腊或中国的知识阶层一样，具有一种高度发达且抽象的世界观，更谈不上构架什么高度理想化的政治图景。

尽管从中国输入了先进的佛教及儒学，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都依赖于佛教与儒学来缓解其缺乏政治理论及政治伦理的问题。但是，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那样，由于日本根本不存在中国那种滋生儒学政治伦理的政治环境。

所以尽管日本从儒学中吸收了仪礼与政治伦理等诸多要素，但似乎并未真正意义上接受儒家的天下国家观，甚至于连儒家最核心的教化思想，也并未被当时的日本所接受。

对于高度尊重氏族习惯法的日本贵族而言，他们与儒家最根本性的区别，或许正在于儒家试图扮演建构并且输出一套理想的政治秩序的秩序输出者，而日本的天皇与中央氏族们，仅仅那满足于扮演一个秩序整合者的角色。这在其受中国文化影响而编撰的记纪神话中体现的最为明显。

日本战国时代刊行的《日本书纪》

记纪神话作为阐述天皇统治合法性官方史书，其中所蕴含的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并非儒家思想中极其核心的德治观念，而是在德治的外皮之下，反复强调天皇与诸氏族之间的原始契约。甚至于不惜将天皇的血脉与各地氏族编为一体，来强调此契约的永恒属性。

所以在中国，哪怕最为原教旨，最为强调宗族的儒者，也不会疯狂到认为皇帝与臣子之间具有一种血缘上的联系。即便是所谓的家国同构，也更多是以家族中的父子关系，来类推君臣关系，而不是真的认为君臣关系是一种父子关系。

而在日本，这种血缘上的联系却往往构成天皇或者势家权门权势的关键所在，而皇族与臣子之间，绝对可以在记纪神话中追溯出清晰的血缘联系。这种联系虽然当时仅仅局限于皇族与氏族贵族之间，但以及为后来的国粹主义者们构建日本式家国论留下来充实的政治资源。

而既然阐述天皇统治合法性的记纪神话，其核心在于天皇与诸氏族之间的原始契约关系。那么哪怕是最有雄心天皇，也不会真的去考虑打破氏族政治的构架。因为这样做，那无异于是在消解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结语

不难看出，在天皇们效仿隋唐的律令制度，试图建立起一套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体制之时，他们所面临的阻碍是何等之大。

无论是现实的政治因素还是政治观念，都使得他们在吸收中国的律令制度时，不得不针对日本的风土进行各种魔改。之所以如此，恐怕是与日本那种远较中国原始的政治及社会结构，由于其独特的地理条件而未受到太大破坏所致。

但是，任何政治制度都不可能永远处于一种完全不变的状态。

归根到底，现实的政治演化，并非是一种建立理想政治的过程，而是不同的社会集体围绕权利反复博弈的过程。正是在这种反复博弈中会产生出很多的变量，出现一个又一个僭主，以僭政来颠覆基本法。

几乎在藤原氏建立摄关政治的同时，天皇们也开始了建立王朝国家的努力。不仅和藤原氏合作，排挤了其他氏族，甚至通过建立院政，在基本法的框架之内架空藤原摄关家，以治天之君之命君临天下，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天皇一族独揽大权的野心。对外，则通过废除军团，削弱地方豪族的军事力量，放纵国司滥权，从而逐步深化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如果按照这种节奏继续发展下去，天皇一族很可能打破氏族政治的传统框架，最终演化为中国皇帝一样的僭主。

靠近中式皇帝的法皇、上皇们

但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正当治天之君们因为搞翻藤原摄关家和国造、郡司而志得意满之时。有两股势力的出现，彻底终结了他们短暂的僭主梦。这就是西国的天狗和东国的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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