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中国古代艺术中的女性形象……

任何跟女性相关的议题，都是如今的显学，但是这种对女性议题的关注，有时候似乎仅限于对现当代议题的关注。比如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对涉及女性的艺术形式的关注一直处在某种相对边缘的状态。就拿此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她：女性形象与才艺》展来说，光从展览的主题就能让人产生对男权社会的诸多联想，比如，似乎从来不会专门做一个有关男性艺术形象与才艺的展览。当然有理由相信，对女性创作者与女性题材艺术的关注都不免受到了近代女权思想与运动的影响——撇开男权的支配，重新发掘一部属于女性主义的艺术史。

《女史箴图》，顾恺之，东晋

当然，此次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女性绘画展并没有这种宏大的抱负与愿景，展览也仅限于展示从古至今与女性有关的绘画以及由女性创作的绘画。这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与关注方向也早已得到了人们的注意。过去十多年里，诸如《明清闺阁绘画研究》、《失落的历史——中国女性绘画史》、《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这些书相继出版，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但是假若将议题进一步朝更加宽广的领域延伸，则必然会牵涉到目前还难以回答的迫切问题。比如，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女性绘画或者说女性题材艺术的创作者主要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些作品是在什么情境中创作的？这些作品假定的接受对象是谁？女性又是如何被作品建构，又是如何通过作品理解自身的？不论这些问题如何复杂，一旦对女性题材艺术进行梳理，就不难发现，女性的身影在艺术中其实从未缺席，只不过到了今天，她们才引起了我们广泛的关注。

女性形象的多元建构

提起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女性形象，许多人脑海中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衣衫飘飘、低眉垂目、弱柳扶风的古装女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明清以来仕女形象的滥觞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这种程式化的女性形象虽然与现实中的女性形象相去甚远，但确实塑造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女性的刻板印象。这种程式化的形象主要源于男性观众对女性的自我想象，在明清之际这种想象达到了高峰，并且继续对今天的人们在施加影响。但是如果回顾女性形象在中国艺术中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洛神赋图》，顾恺之，东晋

比如在南北朝时期的诗歌《木兰辞》就描绘了另一种女性形象，这种形象与明清绘画中病态娇弱的女性形象不同，充满了女人自信的勃勃生机，也被视作对传统父权制结构的某种补充与挑战。根据部分学者对诗歌内容的考证，《木兰辞》应该是北魏时期的作品，北魏是由北方游牧民族鲜卑人建立的政权，木兰从军的故事发生于北魏对抗另一个北方游牧民族——柔然的战争。虽然无法具体考证木兰的身份应该是鲜卑人，还是生活在北魏被征服的汉人，但整部诗歌都充满了鲜明的游牧民族色彩。北魏政权大力推崇汉化，但是仍然保留了游牧民族的若干特色。鲜卑人在建立北魏政权之际，恰逢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阶段，因而女性地位相较于后代政权更加独立。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北魏时期女子从军也曾是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木兰辞》可能就诞生于这样的社会环境。

《十二美人屏风图》,佚名,清代

与之相对，明清时期也有两部以伟大女性为主角的旷世奇作，一部是《金瓶梅》，还有一部就是《红楼梦》。两部作品都塑造了封建社会里的女性群像，并且其中都贯穿着独特的男性视角。在《金瓶梅》中，围绕在男主人公西门庆身边的是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位女性， 在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附庸，她们的人生起伏围绕着西门庆展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男权社会下被支配的对象。但是在《红楼梦》中，女性世界是通过贾宝玉的故事逐渐展开的。贾宝玉与西门庆不同，他的性格和行动逻辑有着强烈地跳脱封建社会礼教常规的色彩，因而贾宝玉与家族中姐妹共同居住的“大观园”实际上则是一个属于女性的小世界。通过贾宝玉这样的男性视角，读者可以走近一处独特的“女性空间”。但同样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这样的看起来独立自足的女性世界也依然笼罩在男权支配的影响之下。在林黛玉进贾府的故事当中，虽然她接触到的只是荣国府与宁国府家族中的女性成员，但是作为家族家长的贾赦与贾政却以缺席的形式预示着男性话语权力的存在。

《木兰辞》与《红楼梦》分属于两个不同时期， 虽然它们只是文学作品，但是恰恰说明了不同时期女性形象的多元，许多作品之所以能够被人铭记，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女性形象单一的偏见，深入到一般人所不曾注意过的领域，这正是在谈论艺术中女性形象时需要注意的要点。它们伴随着女性形象的建构以及女性对自我身份的理解，因而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和耐人寻味，不过这也意味着艺术中的女性形象绝非单一的自足的个体，而是其中隐含着一套复杂的文化系统。

《汉宫春晓》（局部），仇英，明代

女性形象的文化系统

不可否认，在中国古代，大部分绘有女性形象的艺术作品是出自男性之手，它们潜在与预设的观众大多也是男性，所以，在理解与女性有关的艺术作品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男性视角的预设。同样，中国古代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出自女性艺术家之后，这些之前被许多人忽视的“闺阁”艺术家，现如今也在逐渐走近人们的视线。不过，不论这些作品的作者和观众是男性还是女性，它们都绝非是女性现实形象的单一写照，而是一种对理想形象的表达和建构。女性形象可以是理想与传说中的神仙，也可以是历史中的人物，或者是抽象化的仕女，甚至也可以是现实中的自己。在一些个别作品中，许多形象往往是以上几种类型的综合。

《班姬团扇》（局部），唐寅，明代

在传为顾恺之的作品《洛神赋图》中，画家描绘了现实中不存在的“神女”形象，这一形象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是画家也并不是完全凭空创造了此一形象。事实上，《洛神赋图》中衣服飘举，举止不定的若干被后世艺术家放大的女性特征，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女性题材作品——例如《女史箴图》《烈女仁智图》有着共通之处，虽然这两者是劝喻性质的作品，但是却在不遗余力地表现女性身体所具有的美感，当然这仍然符合东方对女性形象的传统审美。曹植的《洛神赋》抒写了一位若即若离的洛水女神， 她可能隐含了曹植对现实境遇的隐喻以及对现实痛苦的排解——女神是他追求的对象，但追求的结果确实不可得的惆怅。所以，图画中的洛神形象虽然充满了迷人的魅力，但是却带有着强烈的疏离感。

这种对女性带有强烈渴慕色彩的表达自然是以深刻的男性视角作为背景，并且在后世的诸多背景中被不断地放大与重新建构。在清雍正年间的《十二美人屏风》可谓是这种欲望表达的顶峰，这套屏风画以一种极端隐秘的方式表达着男性对女性的欲望与占有。《十二美人屏风》描绘了十二位身着古装的女性形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她们的服饰并非是典型的清代女性式样，而是混合了各个时代的“古装”。所以，这些形象并不是对某些现实中具体女性形象的描绘，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抽象美人画。不仅如此，这一套屏风绘画的拥有者雍正皇帝也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参与到了绘画创作中来。一方面这些画中的场景是参照雍正自己的诗作内容想象绘制出来的，另一方面雍正托伪古代书法名家的手书也出现在了画面之中。这种极为隐秘的关系透出了极端重要的信息，即是说雍正以一种想象的方式与屏风画中的女子正在进行着深入的互动。这些屏风上的美人是雍正想象中的交往对象，她们孤芳自赏的形象正在期待着自己想象中的“主人”，而这一想象中的“主人”即是雍正本人。

《陶谷赠辞》，唐寅，明代

所以，当试图讨论女性形象时，总是无法绕过男性视角下的目光。在一般的男性视角下，传统的女性形象呈现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些形象不仅是单个女性形象的集合，而且是一个囊括了物品和活动的空间。在明代的《悦容篇》和《美人谱》中，“美人”这个概念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分类系统，其中不仅包含了“美人”的体质、面容、衣饰，还有她们的居住环境以及从事的女性活动。正是因为如此，才会产生仇英的《汉宫春晓图》诸如此类囊括了极多女性在特定建筑空间中从事各类特殊活动的集合式作品。那么，可否绕过这个将女性“物化”的男权审美视角，重新发掘一个属于女性主义的女性形象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书写传统女性艺术史

艺术史学家琳达·洛克林在她的名著《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观点，即在男权社会的传统结构下，女性成为伟大艺术家的可能性大大地降低，如果进一步来说，女性可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只不过她们的重要性被艺术史低估，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这种女性主义的观点，不仅仅限于艺术领域，而是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公共生活到私人领域，女性几乎在每个领域都丧失了主动的发言权。当然，如果从社会生活的实际角度出发，女性要取得被社会公认的“成功”确实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代价，但是完全把这个问题全部归结为男权社会的压迫可能也过于简单。

《洛神图》（局部），卫九鼎，元代

真正值得人们留意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现象——为何历史中的女性艺术家如此之少，而却有如此多的艺术喜欢描绘女性的形象。这样一个如此不成正比的事实，是不是能够说明，女性在大多时候都是被建构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发言的主体。如果真要探究这背后的原因，回顾女性形象在传统艺术中的演变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办法。综合来看，女性能够成为艺术的主题甚至是独立表现的对象，这其中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宋代，仕女画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画科，在此之前，单独的女性还没有在艺术中出现，她们大多是作为男性人物的附庸出现，或者是像在《洛神赋图》中那样，是男性爱欲和追求的对象，或者是像在顾闳中和周文矩的作品中那样，作为与男性空间相对立的“女性空间”而存在。在此之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女性题材的艺术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但是其中的男性视角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得更加隐蔽，许多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在期待一个想象中的观者，而这个想象中的观者毫无疑问必定是位男性。
所以，似乎不存在书写传统女性艺术史的可能， 因为这些作品的作者和观众大部分仍然是男性。不过，为什么一定要书写一部由女性艺术家和女性艺术家作品构成的艺术史呢？为什么只有完全打破男性视角的方式才能为女性正名呢？其实许多作品的可贵之处恰恰在艺术家敢于打破性别的固有局限，正如在明代艺术家陈洪绶的笔下高古的仕女形象反倒有了另一层的深意，这也许才是女性形象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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