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后,到底当了多大的官?…… – 分享日记

范进中举后,到底当了多大的官?……

在古典名著《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的癫狂一幕,几百年间不知笑喷多少粉丝。但为何范进会当场“欢喜疯了”到“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的地步?多年前红遍全国的“白话写史”读物《明朝那些事》里,对此也有一句风趣调侃:“换了你也可能会疯的”。

如此“疯狂”,当然因为明清年间举人的“优厚待遇”。单看明代中后期《传世藏书》《采芝堂文集》的记载,一个人只要“中了举”,那真是“亲朋率望腹焉”,也就是“沾点亲的”,全都指望着你来过活。而且千万别怕没钱,阿猫阿狗都会争着来投奔你,“且厚赀以见”,绝不空着手来。

《儒林外史》里“中举”后的范进,就生动展现了这“一夜暴富”的过程,这位在科考场上吃了一辈子亏的“穷书生”,老婆自嫁给他后“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老娘在他中举前更“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了。”可等着中举后“疯完了”,先是张乡绅上门送钱送房子,接着两三个月里“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财富不知不觉就暴增,连苦了一辈子的范进老娘看到这一幕,竟都惊呼“这都是我的了”,活活给“乐死了”。

这“一夜暴富”的过程,就是明清时代,千千万万举人们“人生大翻身”的写照。比如鲁迅小说里那抽阿Q嘴巴的“举人老爷”,打断了孔乙己腿的“丁举人”,这些让当时老百姓谈之色变的“老爷们”,很可能都是如范进这样“翻身”的。

而比这“大翻身”更让多少读者们惊叹的,是范进“中举”后的人生:别看已是五十多岁,事业却进入了“快车道”,先是“丁忧”三年后考中进士,然后一路官运亨通,官至“山东学道”,负责一省的“整治文风”“考选人才”“讲学”等工作。按今天的话说,相当于一省的“教育厅厅长”。

但放在《儒林外史》的创作年代——清代时,这“山东学道”,可不止“教育厅长”这么简单,放在清朝年间,范进的“山东学道”,学名为“提督学政”,这个职务本身没有品级,任职门槛却极高,必须要从当时的“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讲”中选拔,等于有“钦差”的身份。不但权力大“前途”也更大,清代纪晓岚张之洞等名臣,都有过“提督学政”的经历。单看这就知道,“翻身”后的范进,仕途有多得意。

而且这官职何止“前途”大?“钱途”也更大:一省的“提督学政”,执掌科场选拔大权,简直抬个手就财源滚滚。所以清王朝也曾高度重视“提督学政”们的“养廉”工作。在山东河南等省,“提督学政”们每年就能拿到五千到六千两“养廉银”,相当于清代总督“年薪”(每年180两白银)的二十七倍多。“非法收入”更多,清代的北方各省,往往是2000多童生争30多个“生员名额”,执掌选拔大权的“提督学政”,当然也是香饽饽。“贩卖生员”“违禁渔色”的丑闻早不是新鲜事,几乎躺着就有钱拿。

所以说,《儒林外史》里苦了大半辈子的范进,在“中举发疯”之后,确实过了上“有前途且有钱途”的宦海人生,完美实现了人生逆袭。如此风光,也叫“范进”这个人物形象,在不少现代读者间实力圈粉,甚至还被当做了“励志典型”,催生了一票“毒鸡汤文”。可如果真的这么“仰慕”范进,那就真误会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意思了。

因为,吴敬梓在范进身上花了那么多笔墨,哪里是为了树立一个“奋斗标杆”?相反,却是为了讽刺这个“误人误己”的科考名利场。范进的讽刺性在哪?首先就要看一个事实:苦尽甘来的范进,真有过人的才学吗?

说起范进的“才学”,好些人都在哀叹他早年屡试不第的苦命人生。但后来官升“山东学道”,“范大人”还是不经意间暴露了学问水平——当幕客们开玩笑似的说起宋代大词人苏轼时,范进竟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还以为这是“本朝”的考生,还认真来了句“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一个不知苏轼的人,竟管起了山东的教育。

如此雷人一幕,难道是吴敬梓瞎写?还真不是。比如在《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生活困顿,陷入“腹做千雷鸣”境地的乾隆三年,清朝大臣舒赫德就怒斥八股取士“文途空言,不适于用”,也就是全是空洞无物的学问。清代名臣鄂尔泰更感慨“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但既然“无用”,那么如此模式选拔出来的,自然是越来越多的“庸才”。

所以,到了清朝中期时,大清权力场上就是“庸官”扎堆。各级“饱读八股”的官员,却常见毫无实干能力。放在《儒林外史》已热销“大清图书市场”的清朝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见识了“庸官”们的能量——嘉庆十二年,新任江西巡抚金光悌叫苦说,单是当时的巡抚、藩司、臬司、盐道这几个衙门,未结的案子竟然就有一千六百多起,各级州县的积案更多达上万起。这“上下磨洋工”的景象,也叫嘉庆哀叹“今吏治疲玩若此”。

到了嘉庆帝的儿子道光帝在位,这“疲玩”更是越演越烈:仅道光十年这一年,查出犯有“失查”大错的官吏,竟就有两万零二百多名。这都还是些“小鱼小虾”。藩司臬司的高官们“于地方一切公务不求甚解”。有的知府“终日以饮酒唱曲听戏为事”,有些知县甚至“终年未曾坐堂审案”,被老百姓戏称为“木偶老爷”。所以到了鸦片战争时,有些官员更是“昏”出了“国际影响”——英军兵临浙江时,杭州知府凌泰封天天在家看书,各级官员能躲就躲,上下犯昏。

这么多“昏官”,说起来,都是如范进一样,在科场里“考出来”的。

而比这“能力问题”更让人深省的,还有范进的品质问题。说到范进的“品质”,好些人都津津乐道他的“吃苦”“执着”。但他“中举”后的一件“小事”,却暴露了其品性——范进母亲去世后,本该“丁忧”的范进,被张乡绅拉到汤知县处“打秋风”。嘴里说要“丁忧”“吃素”的范进,谱摆得十足,连用什么筷子都要计较。开吃后身体却诚实,“在燕窝里捡了一个大虾丸子塞到嘴里”。如此“孝顺”,实在虚伪。

这虚伪做派,到了鸦片战争前夜,更成了清朝官员间的“潮流”,当时道光皇帝倡导“节俭”,带头穿补丁衣服,官员们也纷纷效仿,民间“补丁衣服”价格也飙升,看上去各个都是穿着朴素的穷官。

可其实呢?州县官员们“挟妓包娼”成了常事,官员们见完上司常直奔妓院,“欢呼达旦,恬不为怪”。地方按察使布政使进一次京城,送礼就要花一万五千多两银子,表面“朴素”的官场上,更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在陕西等“穷省”,逢年过节每个下属给总督送的寿礼,就多达上千白银。另外官员过境要送“程仪”,缺了钱就从赋税做文章,大肆“浮收”赋税,这么多钱送来送去,最后都是老百姓买单。

这样的风气下,那个叫“范进”们无比向往,苦一辈子也要玩命钻进去的大清权力场,几乎成了大染缸。比如巡抚到任,放在道光年间就被称为“饿虎出林,急不能待”,猴急着要“吃”民脂民膏,修河治水等重要资金,往往“然实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衙门的饮宴逢年过节都有,每次都热闹到通宵达旦。虚伪且庸碌的范进,进了这样的权力场,摊上的还是“提督学政”这类肥差,到底是变成“饿虎”还是“硕鼠”,闭着眼都能想。

换句话说,清王朝的国力,何尝不是被千千万万个“考出来”的“范进”,一代代活活蛀空?鸦片战争惨败成这样,真不止是装备的事儿。

以这个意义说,刻画了如此生动“范进”形象的吴敬梓,无愧名垂史册的伟大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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