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喜欢逃往秦国？六国人向往秦国？……

体化程度，因为结盟，联姻，交换人质而不断变高，贵族们往往有相似的爱好（射猎，作战，吟诗等），共同的语言（夏言），还有大致相近的价值观。

所以一旦有贵族因为国破家亡，或者主公道德败坏，或者自己叛乱失败，或者夺位失败，或者为了政治避嫌，或者因为主公降罪，或者为了传播自己的价值，他们就会选择投奔其他诸侯国，或是去捞取反攻倒算的政治资本，或者是坚守个人的道义节操。

春秋时代的流亡地选择诀窍

因为很多投奔是短期借住或者政治避难，因此齐鲁之间，宋卫郑之间，还有南方的吴楚之间的近邻流亡比较多。其原因在于距离近，流亡者在不耗尽财富的情况下就能找到庇护；此外，齐鲁，晋国，秦国和戎狄，还有中原的宋卫郑周之间，各片区的文化近似度与方言相似度较高，利于流亡者迅速适应新环境。

而且有的诸侯国有深刻的历史渊源：比如齐鲁的开国之君太公和周公同为王室重臣，地位崇高，再加上地理接近，所以，春秋时代，齐鲁之间互相接纳的流亡次数很多，分别有13-16次；鲁卫在春秋时代被视为兄弟之国，“鲁卫之政，兄弟也”，这样的诸侯国也可以互相投奔，流亡贵族去了地位大致相当的国家，不会因为实力悬殊而获得断崖下降式的待遇。

此外，流亡者和逃亡地有没有姻亲关系，是流亡者考虑的主要因素：比如重耳在发现晋国呆不下去之后，第一反应是逃到了母亲大戎狐姬所属的白狄部族，因为当时白狄实力方强，晋国因为晋献公死后的君位之争，以及秦晋关系恶化而实力受损，所以逃到这里，既有他幼年熟悉的文化环境，也能得到强大的武力庇护。

鲁国宋国卫国等中原二流国家虽然到了春秋后期军事实力衰败，但是“周礼尽在鲁矣”，鲁国礼制完善，有完整的待客礼节；而且从历史记载看，春秋时代有十几位流亡贵族在鲁卫等国获得了新官职，所以去这里更容易被以礼相待，这里直到汉代，都是讲礼节的仁义之乡。

而且投奔地点是否强大，也是流亡者们考虑的主要因素：齐桓公姜小白在成功夺取了齐国君位之后，就对扶持竞争对手公子纠的鲁国大打出手，在乾时之战大败鲁国，并迫使鲁国杀死了公子纠谢罪；相反，晋国因为在历史上多次平乱定暴，比如驱逐王土上作乱的戎狄，将周襄王送回东周王城，所以作为姬姓代表的晋国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春秋时代最受欢迎的逃亡目的地啦。

楚国虽然在春秋中前期对中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但是和秦，燕这种地理偏僻，而且文化已经和中原产生巨大差异的边疆大国相比，楚国因为对汉阳诸姬，对中原周边的夏族小国申，息等的吞并，其实统治阶层的文化面貌，和中原文化的差异并不十分巨大，王子朝之乱时，一些周朝贵族就携带周室典藏南逃楚国。所以《离骚》和《天问》等楚辞长篇中，楚国贵族对于中原的历史人物和上古神话了如指掌，毫无隔阂；

最典型的例子，是孔子周游列国到陈蔡和楚国边境时，素以周礼继承者+文化传承人自封的他，在和楚昭王还有叶公楚国权贵接触之后，对楚昭王等人的评价很高，发现所谓的“蛮夷”其实可以沟通，而且其君主也不乏贤明之君：“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反倒是南方新兴起的吴越更加狂暴粗鲁，更符合野蛮人的定义。

再加上楚国长期和晋国争夺宋国和郑国等中原列国的主导权，所以从春秋到战国时代，楚王收纳中原流亡者，楚国贵族娶郑卫陈等国的贵族女子的情况非常常见，比如楚庄王就对夏姬的美色垂涎三尺。

春秋时代的秦国为什么收容流亡贵族较少？

最后，无论是西土的秦国，还是北方的燕国，还是南方的吴越，首先是地理位置距离中原过于遥远。秦国虽然俗有突破崤山函谷关封锁，饮马黄河、进驻中原的野心，但屡受晋国阻拦。对于王子带之乱这样的周王室变乱，作为秦穆公女婿的晋文公，也以这是姬姓家事为由，礼貌拒绝了秦穆公出兵中原。秦穆公将郑国变成殖民地的企图，受到了郑国和晋国的挫败。日后崤山之战，王官之战等多次战役，秦国在突破晋国封锁成果有限，这才去开阔西戎，征服了十几个西戎部族。由于地理偏僻+晋国封锁，列国贵族很少去秦国寻求发展或者政治避难。

而且随着晋楚第一次弭兵，秦国在晋国背后联合白狄搞小动作的行为被晋国人秋后算账，导致很多中原诸侯都要和秦国划清界限。比如秦桓公刚刚与晋国结盟就毁约，还联合楚国图秦。结果晋国亲自带领中原的10国联军狠狠插入秦国的关中腹地，在麻隧痛揍秦人，将秦国一度抽插地半死不活。大哥的表态，对其他诸侯国有示范作用。

另提一句，对于秦国自穆公时代就屡屡自行其是、毁坏和晋国盟约的行为，就连长期和晋国争霸的楚国都看不下去了。楚国人评价晋楚争霸是争夺利益的问题，但是历代秦君屡屡违约，属于根本上的德性问题：“余（楚国）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谷（楚王）恶其（秦人）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一。”这样的诸侯，很难取信于其他国家的贵族。

此外秦人对俘虏也比较苛刻：韩原之战后秦穆公罕见的要用晋惠公去祭祀上帝，这种明目张胆的以国君做活人祭品的行为，似乎仅出现在同样受到殷商旧俗影响的宋襄公身上。对待俘虏的态度，也会让诸侯之人决定去秦国前考虑再三。

而且当时有广为流传的狄秦之称，暗示了秦人和中原文化差异巨大。作为昔日殷商的重要同盟，秦人到了春秋时代还有人殉+以狗御蛊的前朝旧俗；此外，秦人兼并戎狄小邦，吸收戎人人才已经是当时的不争事实，比如百里奚和伯乐等名臣都善于牧马，中原诸侯将人才比喻为美玉，而将千里马与人才挂钩的比喻却出自秦文化。秦国祭祀的三牲是有着游牧特色的骝马、黄牛和羝羊。穆公时代，西戎绵诸国的大臣由余出使秦国。由余认为秦人从周人和晋人那里学习礼仪法度，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度是劳民伤财。这是自行取乱，容易造成人民劳苦。而且资源浪费，效率低下。所以他建议秦国像内亚式部族学习，减小君臣之间的权力距离。缩小君主到民众的距离，举国上下如同身体一般连贯完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些风俗和政策，无疑让秦人更加外于诸侯。

秦景公令人咋舌的人殉坑

所以综合起来看，秦国此时在政治上和中原列国还没有本质差异，但是地理偏僻，风俗怪异，而且受到晋国的阻拦，让这里和中原联系日益减少。

战国时代流亡者的选择

有人也许会说，这是腐朽落后的世袭贵族的选择，不是“人民大众”的选择。那么而到了战国时代，虽然大部分青史留名的迁徙者都是士人、官僚或者贵族，但是随着战国时代记载的丰富，一些普通民众的移民去向也被记载。毫不例外，现存记载显示，没有一个大规模的人口流散是主动前往秦国的。

到战国时代，前述的近邻投奔原则，国力强大原则，姻亲关系原则和文化因素，在此时继续存在。

比如秦怀公，秦简公，秦公子连，秦献公都曾就近流亡到魏国寻求政治避难；商鞅和张仪发现在秦国混不下去了，第一反应是投奔魏国；乐毅和燕王闹掰之后，也是先回赵国任职；廉颇不被赵王信任后第一站去的是最靠近的魏国；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富贵险中求，也有一些在本邦实在混不下去，或者性格极端，或者对原籍国有深仇大恨者，会去冒险侍奉边疆大国的君主，比如吴起去楚国任职变法，田忌一度前往楚国成为封君等案例等等，到了战国时代，各国的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一番变化之后，秦国依旧不是好的投奔对象。

首先楚国虽然在春秋时代被视为蛮族，但是到了春秋末和战国初年楚国和列国联系的增加，还有新的蛮族国家吴越和北方的胡人崛起，结果是“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在新的他者的衬托下，楚国反倒和其他五国，在文化上被视为一块。再加上楚国有悠久的分封传统，其他国家贵族逃亡到楚，也有机会加入那里的封君体系。

从从春秋末期开始，三晋的卿大夫还有中原郑国已经开始了各种小规模的军政，法律改革，新分裂的三晋整体充满活力，领袖对于外邦人才，非大宗的子弟，贫寒出身的人才的包容度很高。比如在鲁国有过窃国的不良记录的阳虎去赵家任职，家臣们都担心阳虎在赵家李代桃僵，但是老辣的赵鞅认为：“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 兴主之强，几至于霸也。”他可以来窃国，我可以保守我的疆土，最后赵鞅成功的驾驭了阳虎，让他为己所用，成为了辅佐赵家霸业的股肱。

变法的魏国也是不拘一格纳人才，其中既有子夏这样的儒家弟子，也有吴起这样出身贫寒，性格极端但是真正有才的将领；作为卫国落魄公子的公孙鞅也长期在这里韬光养晦。而且李悝已经制定了“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的政策，无疑对贫寒但是有才华的士人具有很大吸引力；而主持韩国变法的申不害，其实要说还是韩国灭郑的亡国之余，在郑国也不是世袭贵族，但是凭借真才实学获得了重用。所以三晋在战国初期有很高的吸引力。而且魏国虽然在后来的战斗中因为地缘劣势过大最后沦为二流国家，但是魏国位于中原的信息和人才优势依旧明显，那些在秦灭六国和六国抗秦战争中熠熠生辉的名字和这里大都有交集：吴起，商鞅，张仪，范雎，孟尝君，信陵君等人大都在此停留或者任职。但是值得注意的1点是：商鞅就是从魏国带走了李悝的法经去秦国变法，而且这里也有类似有秦国的严密统治制度，所以这里对普通人并不友好。

齐国也是不错的投奔对象。齐人的文化整体上舒缓大气；加上春秋时代的积累，战国时代齐国殷实富庶，类似于三晋，由于也是叛乱贵族建立的新政权，所以在建国之初，除了和三晋呼应，也有邹忌讽齐王纳谏这种变革之举；最重要的是齐国位于东海之滨，地理位置最靠东，面对西来的暴主，从时空上可以支撑更久。最后，齐国还有官办的学术机构稷下学宫，可以蓄养大量不事生产和具体行政事务，只进行文化研究的士人。

虽然燕国的地理位置偏僻，而且长期国力不强，存在感极低，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有限。但是这里距离西来的侵略，在抵抗上具有时空优势，战国末年不愿意归秦的流亡者往往将此地视为最后的流亡之地，比如三流剑客荆轲就是在这里，受到了一心报仇的太子丹的重用。

为什么大家不喜欢秦国？

至于伟大的大秦，除了走投无路的王族公子或者极端求功之辈外，一般的贵族或者士人入秦关都会考虑再三。而普通人呢，当普通人民有的选择的时候，根本不会选择大秦作投奔对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秦国包围韩国的飞地上党郡，上党17城军民在太守冯亭的带领下投降赵国，韩人的自述是“韩不能守上党，且以与秦，其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17韩国城军民总不可能都是贵族和官吏吧？

在此之前，韩国在秦国的武力进攻下，“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在注定要流离外邦的情况下，韩国军民选择的是加入赵国和暴秦死磕，难道不足以说明问题？

大秦王师发动鄢郢之战时，楚国人民的直接选择是“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屈原的哀郢）”，封君们也是整体迁徙封地，宁可离开世代居住的江汉平原去长江下游，都不愿意留在南郡，怎么和历史正剧演的又不一样呢？

赵国在灭亡前后，赵国公子赵嘉也是带着残余势力在代地建立代国联合燕国继续抗秦，坚持6年后，才在燕国灭亡后完蛋。

那么为什么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是“天下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了呢？

除了老生常谈的屠杀、杀人、税重、轻罪重罚之外，山西侯马乔村沟围墓出土了战国中后期一些秦人的人殉墓葬。它们的出现，和“秦昭襄王“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有关。随葬品显示，这些人顶多是因功赐爵的“上造、簪袅、不更”的低级国人或者前囚徒，有墓葬却用多达18个疑似魏国人的亡者殉葬。也就是韩魏之人当了“秦人”，不仅仅是被歧视被压榨的问题，还有被上首功的秦人带到地下陪葬的风险。而三晋地区再残暴，在进入战国之后几乎没有人殉的考古发现。

所以出土的楚地秦简记载楚人反秦的战斗不断，不断有原来楚人逃回楚国，加入群盗或者楚国义军叛乱的情况，这也解释了陈胜起义之后，“诸县皆刑其长吏，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的盛况。

在不同的场合，秦人继续发扬了祖先不讲信誉的优良传统。从屡次欺诈楚怀王乃至将其扣押，到想赖掉赵王的和氏璧无不如此。所以楚怀王客死北方之后，“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蔺相如更是刚猛，公开在秦廷上问候了秦王的历代祖宗 ：“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可见秦国不讲信誉已经深入人心，所以楚怀王死后，“诸侯由是不直秦”，诸侯都不太敢信任秦国。因为这个国家的原则就是可以朝令夕改，可以出尔反尔，可以不讲任何下限。

所以六国的君臣将相战败之后一般不去秦国，更不敢奢望秦国的武力干涉和军事外援，因为一旦开启了潘多拉魔盒，就意味着进入无底深渊。

在孟尝君在打算出仕秦国前，苏代给他讲了一个寓言，对今人理解这个问题也有启发：

苏代对孟尝君说：“今天我路过淄水边上，听到土偶人和桃木人互相交谈。土偶人对桃木人说：‘你是西岸的泥土，是被人揉成为人的样子，到了八月份，天降大雨，淄水汹涌而至，你就被融化了。’

土偶人说：‘不然。我本是西岸的泥土，我被冲成泥土，不过是回到西岸的故地罢了。你本来是东方的桃木梗，被人刻削成为人形，天降大雨，淄水汹涌而至，会把你给冲走，你漂去会漂到哪里去呢？’现在，秦国四面环山，像虎口一样，您今天进去，我不知道您可以从哪里出了。”

小结

先秦古人的考古发掘和文字记载，无不证明六国之人做出了怎样的抉择。虽然少数山东六国人才获得了秦国变法前后开启的快车道，一步登天成为秦国的高级客卿，但是他们只是山东六国人中的极少数幸运儿，更多的人，其实是避秦不及，宁可战死或者流亡都不肯当大秦人的。

除了反抗最激烈的楚人，如果齐燕赵等地的本地居民真的喜欢大秦，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在本国宗室还在的情况下，还立即将陈胜派去徇地的将军们拥戴为王的呢？（见《陈涉世家》）秦人在殖民的过程中，六国之人正是因为苦难无数，所以才有强烈的复国情绪，哪怕领袖暂时不是本国贵族，都要打倒殖民自己的流氓国家。

一部三观崩坏、基层史观有大问题的小说，居然被奉为历史正剧，无视基本事实和黎民血泪，为秦制暴君大唱赞歌，实在是令人遗憾的文化现象。弘扬正确的历史观，比标准还原几套秦代铠甲的意义，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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