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日记｜女同性恋是怎么过夫妻生活的……

女同性恋，也被称为女同、拉拉、百合、蕾丝边。女同性恋是指女性间对性与爱的欲望，很多人好奇女同性恋之间是怎么过夫妻生活的问题。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同性恋吧！

 

　　女同性恋的夫妻生活

蕾丝边可作为名词，意指自认或被他人认定拥有女同性恋特质的女性;亦可作为形容词，表与女同性欲望相关事物的特性。

尽管自古以来女同性恋曾被记载于多处文化中，直至今日才出现“蕾丝边”、“拉子”等字词，用以形容女同性恋者。十九世纪晚期，性学家发表了他们对同性欲望与行为表现的研究，标明了女同性恋者在西方文化中是属一独立实体。因此，意识到自身新医学身分的女性逐渐在欧洲与北美洲形成秘密次文化。

1970年代，受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影响，该术语开始被广泛使用。历史学家因而重新省视历史上女性间的情爱关系，并对如何定义一名女性或女子间关系是为女同性恋提出疑问。此类议题的讨论结果最终确立了女同性恋者的三种组成：性行为、性欲或性别身分。

黑色三角形代表着女同性恋的身份标识，女同性恋和女性主义者使用其为活动标志。

女同性恋研究摆脱了男同性恋研究，在近年来发展为酷儿研究和女性主义的研究。

对于说女同性恋的性生活，具体该怎么做?同性恋过性生活虽然说不能像男女之间的性生活的那样，但是他们还是具有过性生活的能力，只是方式不一样。他们往往不急于达到高潮，只是相互之间刺激，为了达到更多的高潮。同性恋行为本身的神秘感和禁忌就足以使他们兴奋。”

身体抚摸时在异性恋时容易被女性忽略的地方。他们不是急于达到情欲高潮，而是互相激发性欲，增加兴奋，然后又假装拒绝进行下去或改变一种刺激方式，以免情欲高潮过早产生，许多人认为性欲的激发状态比射精更重要。 女性同性恋者使用的刺激方式有时与异性恋者相同，她们大多数喜欢温柔细致的刺激，接着互相抚摸阴蒂，两人相向拥抱，乳房和阴蒂分别相对进行磨擦，这种技巧比较难掌握。然而，女性远比男性感情丰富和富于想象力，温柔的全身抚摸和接吻使她们比异性恋更易产生情欲高潮。虽然同性恋者有时表现得比异性恋者更敏感，但在男女同性恋者中也有感觉迟钝的人。

由于身体结构和心理学的原因，同性恋者跟异性恋者一样，也会遇到一些性生活的问题。但对女性同性恋者来说，基于政治观念的原因，她们主张妇女独立解放，不愿依附男性，于是她们不肯轻易承认在女性同性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实际上，女性同性恋者跟异性恋女性一样，都非常关心性快感的问题。

　　女同性恋的综述

历史上女性性向的相关记载大多由男性撰成，而由于男性并无参与女同性恋关系，其鲜少承认女同性恋存在或正常表露性欲的可能性。早期的性学家因相信女同性恋者是女性拒绝接受“正常”性别角色的表征，而将之界定为精神疾病范畴。自此，以反抗性别角色为根据的次文化逐渐形成，许多女同性恋者视己为不道德、受排挤的一类。女同性恋关系亦出现在时尚史中，表现了他人及女同性恋者对其本身的看法。有些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女性可能会彻底否认其女同性恋的身分，拒绝视己为女同性恋或双性恋。

女同性恋一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本质主义)的产物，石墙运动的兴起引发同性恋们的进一步觉醒，当时不管男同女同都叫做Gay，且同性恋运动被男同操控，唯男同性恋主流化，女同性恋者一直被忽视、无视和排斥。女同性恋者感到非常愤怒，于是把当时用来骂人的词汇lesbo改成lesbian，作为独立的称谓，是谓分离，也取怀念古代希腊女同性恋诗人萨福(蕾丝波为其所住之岛名)之意。

之后，女同性恋女权活动家联合同样在同志运动中不可见性的双性恋和易性者(跨性别)来与占同志运动主流霸权地位，好处风光占尽的男同分庭抗礼，从而最终在1980s出现有LGBT的全称，是为lesbian、gay、bisexual、transgender的利益结合体，排名不分前后。

　　女同性恋的历史

“蕾丝边”一词源自公元前六世纪女诗人萨福(古希腊文：Σαπφώ;拉丁化：Sappho，约前630或者612～约前592或者560)的故乡——古希腊莱斯博斯岛的岛屿名。透过各式古代文献，历史学家推测萨福曾在岛上指导、薰陶一群年轻女子。萨福所遗留下的作品不多，但多与女性的日常生活、感情关系及习惯等有关，尤其关注于女子的美貌，并明表她对女性的爱意。在十九世纪晚期之前，“莱斯博”一词被用指所有与莱斯博斯岛相关的事物，例如莱斯博酒。

发展

到了1890年，医学辞典开始使用该词语。据1870年文件记载，“蕾丝边”亦被用来描述女性间的情欲关系。约至二十世纪时，开始出现了“萨福主义”等可互通的词语。

女同性恋次文化日益蓬勃，因而促使亨利·哈维洛克·艾利斯(Henry Havelock Ellis,1859年2月2日 – 1939年7月8日)等性学家以医学问题的方式着手于分类女同性恋关系。

随着医学知识的蓬勃发展，术语的意义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转变。十九世纪中期，医学作家开始尝试建立辨别男同性恋(其当时在多数西方社会系属重大社会问题)的方法。在德国性学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1868年5月14日–1935年5月14日)示明所谓“性欲倒错”所归纳的行为中，学者设下了男女正常之性相关行为的标准，甚至因此到了男女转变为“完美男性”及“完美女性”的程度。

沿革

在西方50年代-60年代末，同性恋运动不分男女，都叫做”gay movement”，换句话说，男同性恋固然叫做”gay”，女同性恋也同样称为” gay”。

然而，由于同运(同性恋运动)中普遍存在的“男同性恋沙文主义”倾向，使得女同性恋者们越来越感到不满。“比利提斯的女儿”(Daughters of Bilitis，美国早期重要的女同性恋组织)的创始人之戴尔·马丁(Del Martin)，在1970年撰文声明与同性恋运动分道扬，而拥抱与女权主义理论和运动的结盟。

马丁指责当时的同性恋平权运动由男性及男性的“兄弟情谊”(brotherhood)为主导， 十五年来都在，忽视和排斥女性的诉求，而她们在同性恋运动社群中找不到的“接受、平等、爱与友谊”，正可以在女权主义运动中找到。(Martin 1970) 她的声明代表了一群在同性恋运动中发现自己被忽视和噤声的失望的女同性恋者，她们在女权主义中找到了同盟，因为女权主义恰恰强调女性在整个社会环境中的被忽视和噤声的地位;在女权主义阵营里，不同性取向的女性可以共同反对对于女性的压迫，寻求女性的独立自主与政治声音。

朱莉娅·佩内洛普(Julia Penelope)写于1974年的文章——《女同性恋分离主义》(Lesbian Separatism)说：“退出男同性恋(Gay)组织是建立女同性恋身分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迈向建立女同性恋社群的一步。”〔见：柯采新(Cheshire Calhoun)(张娟芬译)《女同出走》(女书文化)，页312-313。〕女同性恋全面撤出(男)同性恋运动，建立了自己的独立身份，综上所述，女权主义是女同性恋之母。

在戴尔·马丁(Del Martin)和菲利斯.莱昂 (Phyuis Lyon)的领导下的早期著名女同性恋组织——“比利蒂斯的女儿”(Daughter of Bilitis)，名字来源于由古希腊著名女同性恋诗人萨福(古希腊文：Σαπφώ;拉丁化：Sappho，约前630或者612～约前592或者560)一首诗改写的色情诗。

于是从70年代开始，受到由女同性恋者为核心推动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影响，Lesbian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Lesbian本意即为古希腊著名女同性恋诗人萨福居住的古希腊一个小岛的名称Lesbos，(德语：Lesbe，法语：lesbienne，英语：lesbian)即源于此。19世纪末，医学界开始使用lesbian来指称与萨福有同样性倾向的女性。

 

女同性恋者的称呼语汇

在中文中，引入了很多表示女同性恋者的称呼(主要是英文)，也有当地社区自己创造或者历史上沿用的隐讳语。

中国大陆

在中国大陆，女同性恋最常被称为“拉拉”，主要是从台湾“拉子”影响而来，又或称为“蕾丝边”。在中国古代，女同性恋亦被称为“磨镜”、“对食”、“自梳”等。

“磨镜”，即磨治铜镜也。古用铜镜，须常磨光方能照影。据汉代著名文人刘向的《列仙传·负局先生》记载：“负局先生不知何许人，语似燕代间人，常负磨镜局，循吴市中，炫磨镜一钱。”《太平御览·海内士品》中也说：“徐孺子尝事江夏黄公，黄公薨，往会其葬，家贫无以自致，赍磨镜具自随，赁磨取资，然后得前。”唐朝诗人刘得仁《赠道人》一诗中曾写道：“长安城中无定业，卖丹磨镜两途贫。”

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神女》中也有“问其人，乃诸姓，市中磨镜者也”之说。而把女同性恋叫作“磨镜”的意思就是，由于双方有同样的身体结构，似乎在中间放置了一面镜子而在厮磨，故称“磨镜”。

中国古代

自有文明以来，书写权利为男性独有，因此中国历史上，男风不绝于书，而相对的“女风”则至为罕见。此等情形，不独中国为然，直到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主政之时，尚不信世间有女同性恋一事，以至于当时的大臣无法立法。

女同性恋

其实男性或者女性的同性恋现象，都各有其相当深刻的社会原因。清代的女同性恋情形可谓至为激烈，张心泰《粤游小志》说：“广州女子多以拜盟结姊妹，名金兰会，女出嫁后，归家恒不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姊妹相约自尽……尽十余年风气又复一变，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俨若藁砧(丈夫)者。

”这些金兰会的姊妹又称自梳女。凡经“梳起”的女子，一切婚约均属无效，男家不得强娶。她们互相结盟，滴血为约，永不外嫁;她们结拜为姐妹，亲如夫妇，祸福与共，终生不渝。她们的住房称“姑婆屋”，她们死后埋在“姑婆山”，生死不落夫家。

另梁绍壬所著的《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四《金兰会》中则有这样的记载：广东顺德村落女子，多以拜盟结姐妹，名金兰，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妇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姐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虽贤有司弗禁也。李铁桥廉使令顺德时，素如此风，凡女子不返夫家者，以朱涂父兄，且鸣金号众，亲押女归以辱之，有自尽者，悉置不理，风稍戢矣。

两相印证，不难看出，女性为了赢得自己的自主之权，刚烈到用自己的生命去见证自己的“爱情”。以至于儒家知识分子大为震恐，动用政权和族权的力量来加以惩罚。

磨镜党

我们还可以从光绪年间的《永明县志》找到这样一条资料：“桃州……其母亦为女计消遣，访他家之女年貌相若者，使其女结为内交。桃州谓之行客。相处以切磋针凿其间，即无他虑，而有用之年华已消磨于不觉。”显然，最初“行客”之兴起，乃由家族主导，为了防止女子起“淫心”、犯“淫行”，因此安排女性结对，使之安稳闺中消磨岁月。

然而当女子之间有真正的“爱情”产生，转变成了纯粹的女同性恋之时，便会激发巨变。有些行客在全意阻止密友出嫁未遂的情况下，甚至闯进婚礼，持刃刺伤密友的新郎。

到了清末，商埠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场奢靡繁华之地。风气所开，居然出现所谓“磨镜党”的组织，顾名思义便可知晓这是一个纯粹的女同性恋者团体。《清稗类钞》第三十八卷《洪奶奶与妇女昵》记载甚为详备———

上海妓女中有一位号称洪奶奶的人，她住在公共租界之恩庆里，为上海八怪之一……她所喜欢的男子很少，基本上相处的都是女性，她们所组成的团体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磨镜党”。洪奶奶是这个团体组织的魁首，在这个团体中，两个女人相爱较之异性恋更为激烈，往往因嫉妒而起纷争，这种事情常常发生，甚至到了性命相搏的地步。每当这个时候，就由洪奶奶出面调解。只要是“磨镜党”的成员，没有一个敢不听从的。

有一位叫做金赛玉的妓女，已经嫁人了，她也是一个同性恋者，因此拿了一大笔钱离开家庭，改姓为陈，就住在九江里，与洪奶奶对门相望，在洪奶奶的引诱之下，资财散尽，差点连自己的生活能力都失去。

洪奶奶的衣食无不以奢华为能事，可谓是挥金如土，她的资财虽然来自于所交好的女子，但是她也把这些钱用在“磨镜党”这一组织的成员上。

和洪奶奶相好的最初是青楼女子，久而久之，大家闺秀、巨富妾女也纷纷加入“磨镜党”，一进入这个组织，很快就把天下的男人看成是最可憎的厌物。

怜香伴

女同性恋

清代女同性恋的风气在当时文艺作品中也不无反映，这里不妨以李渔的《笠翁十种曲·怜香伴》为例。此戏剧又名《美人香》，写的是一夫二妻的俗套，不过情节不由男女之情入手，跳脱窠臼，不局限于传统才子佳人的恋爱模式，而由两位佳人之间彼此惺惺相惜的情感入手。

范生之夫人崔笺云到佛堂进香，忽闻风中传来女子奇香。崔循香觅见寄住庵中的少女曹语花，两人一见如故，诗文赓和，竟至于难舍难分，于是相约同事一夫，曹甘为侧室。崔归家之后告之丈夫，范生自然乐得享齐人之福，于是请崔之表兄前去曹家做媒。谁知同窗探知，心生嫉妒从中作梗，向曹父泄露了她们的密谋。曹父大怒，拒绝说媒之外更进言任职学正的朋友，革落了范生的头巾，随后携女上京。范生夫妇只好返乡改名换姓重新应举，上京后得知曹父正为高官，范生只好悲叹与曹女无缘。

曹语花为腻友思念成病。曹父认为女儿只是因为缺少闺友，只要自己收几个女徒弟来跟她谈诗论文就会好了，因此贴出招生榜。笺云借机报考，两女一见，语花之病不药而愈。曹父大喜之下，将笺云收为义女。

那边范生已改名中举，正好在曹父门下，曹父赏识，便将女儿许配。语花先过门，次日笺云又假称自己是范生的原聘妻子，定要与妹妹同嫁，曹父一向古板拘谨，认为人伦攸关，不嫁不行，于是又隆重给笺云发嫁。婚毕两女才向曹父说明一切的欺骗情事，老人只好一笑接受。这个故事一切刻骨相思、为求相聚的苦心绸缪，都从笺云和语花身上发生，写的自然是最纯正不过的女同性恋。

曹父和范生都能接受两女的这种关系，是因为男人要管住一个妻妾成群的家庭，与其让女人彼此争风吃醋，倒不如让她们互相爱恋，达成所谓的“宵同梦，晓同妆，镜里花容并蒂芳。深闺步步相随唱，也是夫妻样”这般完整和长久的同性夫妻之道。

《怜香伴》被说成是开中国女同性恋描写之先河。这样的故事更进一步就有《聊斋志异·封三娘》，文中的范十一娘为了把封三娘留在身边，居然灌醉了她让丈夫奸污她。

中国台湾

在台湾，英文单词“Lesbian”的中文翻译以“拉子”或“女同志”最为常见(也翻译做“蕾丝边”)。“拉子”的最早使用与发明是在女同性恋作家邱妙津的《鳄鱼手记》一书中，后来普遍成为女同性恋社群内部用来指称自己的术语之一。

中国香港

在香港，女同性恋一般被称为“Les”，是英文“Lesbian”的简称。以前还有人以“磨豆腐”来形容女同性恋者，但因为含贬义现今少用。

其他称呼

此外，女同性恋还有其他的称呼，包括：

蕾丝边：来自英文单词“Lesbian”(女同性恋者)。这个辞源自希腊一个名为莱斯博斯的岛屿。西元四百年前，希腊语诗人莎芙在这个岛上举行女诗人同欢会，建立她的学园，莎芙的诗多是叙述两个女人间的爱情

欧蕾(O-Le)：老蕾丝边的简称，指年过30的女同性恋者。

Spaghetti lesbian：一般的意大利面，在刚买回来干燥的时候是很硬很直的(跟异女一样直)，但是一旦放水(湿了)下去煮，就会变弯。用英文解释即是straight until wet一语双关，含义为有些异女在性欲被挑起的紧要关头会马上变弯。

百合(Yuri)：御宅文化中对女同性恋的代称

GL：girl’s love(日本动漫术语，严格来说，gl只是用于同好间的术语，不能拿来称作女同志，两者不能混用)

　　女同性恋的同运先驱

在世界同性恋权利运动及同性恋解放史上，女同性恋发挥了核心作用。女同性恋在同性恋去病化，去罪化进程中发挥了开天辟地、批郤导窾的作用。

芭芭拉·吉丁斯

芭芭拉·吉丁斯(Barbara Gittings，1932-2007)是美国同志运动的先驱，在同运历史上功勋卓著。除了促使美国精神病学会不再将同性恋视为精神失常以外，她还组建了美国第一个女同志组织“比利蒂斯女儿”(Daughters of Bilitis)的纽约分部，并且主编它的会刊《阶梯》(The Ladder)，她成功说服美国图书馆协会让性少数相关文献进入公立图书馆，令大众看到准确的描述，听到公正的声音。

1950年，上大学一年级的芭芭拉·吉丁斯被心理医生诊断为同性恋，并提出要对她进行治疗。 吉丁斯没有接受治疗，相反，她开始了艰苦的理论搜集、研究工作。1972年，吉丁斯受邀出席了一个名为“对话：精神病学，同志的朋友还是敌人”的研讨会。

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理事会将“同性恋”从精神错乱的名单上除去，当费城的报纸就此采访吉丁斯时，她挖苦地表示，自己当天看到了报上“一个精彩的头条”——“两千万同性恋者得到了及时治愈”。

文海茫茫少知音

1932年7月31日，吉丁斯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其父当时供职于美国驻奥外交使团。1940年全家迁回美国，定居东部的特拉华州。

高中毕业后，吉丁斯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戏剧专业。大一时，一位心理医师将她“确诊”为同性恋，并且提出要对她进行“治疗”。

但吉丁斯没有就范，相反，她走进了大学的图书馆，寻找包括医学和法律书籍在内的同性恋相关资料。很快她便意识到，读物少之又少，寥寥可数的几本还被归在了诸如“反常”“出轨”“倒错”等条目之下。

此外，几乎所有的文献都只是针对男同性恋者，而且真正论述同性恋爱情本身的书籍几不可寻。

在那一时期的通俗小说里，吉丁斯却找到了她在“科学”文献中找不到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和她们的爱情，在这些人身上她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发现，尽管在小说里这些人物似乎都难逃悲剧性的命运。

在图书馆的大量研读占用了吉丁斯太多的时间，她没有通过学期考试，回家小住之后，她离家只身去了费城。

峰回路转花又明

在艰难寻找相关文献的时候，她发现了爱德华·萨格林(Edward Sagarin)以Donald Webster Cory为笔名发表的《美国的同性恋》(The Homosexual in America，1951)，她联系到萨格林，并通过他接触到当时羽翼渐丰的“爱同志”运动(homophilia movement)以及其刊物《一》(One)。

1956年，吉丁斯去加州参观《一》的编辑部，她同时还听说了“比利蒂斯女儿” 并参加了她们的首次会议，认识了社团的创始人菲利斯·莱昂(Phyllis Lyon)和戴尔·马丁(Del Martin)。比利蒂斯是古希腊一位萨福式的人物，美国的第一个女同性恋组织Daughters of Bilitis即得名于她，此外法国同性恋作家Pierre Louÿs 有小说《比利蒂斯之歌》，并于1977年被改编成电影《少女情怀总是诗》

两年后吉丁斯应邀建立“比利蒂斯女儿”的纽约分部，虽然她住在费城，但还是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具有挑战性的计划。

1961年，在“比利蒂斯女儿”的野餐会上，吉丁斯结识了也同样身为同志活动家的凯·拉赫森(Kay Lahusen)，两人坠入爱河并相伴终生。

1963年，吉丁斯接管社团的会刊《阶梯》，她把杂志引向了更好斗的方向，这一做法挑战了“比利蒂斯女儿”的社会同化主义立场，她还公开质疑医学权威以及将同性恋视为疾病的观点。

吉丁斯反对“比利蒂斯女儿”不参加直接的政治行动的姿态。在受到华盛顿特区的社会活动家弗兰克·卡米利(Frank Kameny)的启发之后，她开始积极地参与早期的同志平权示威游行，例如1965年在白宫的示威，要求联邦政府打击对同志的就业歧视，以及每年7月4日国庆节在费城独立厅举行的示威。

吉丁斯在首次同志平权示威活动中，费城，1965年7月4日。标牌所言：同志也是人

去病理化功勋著

示威游行在当时的同志运动中仍是存有争议的策略，吉丁斯因此和“比利蒂斯女儿”分道扬镳。

而此时，正在大力倡导将同性恋非精神病化的卡米利邀请吉丁斯加入这一行动，吉丁斯于是欣然应邀。

1971年卡米利和吉丁斯共同举办了在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展览，次年，他们受邀出席了一个名为“对话：精神病学，同志的朋友还是敌人”的研讨会。

当拉赫森指出，会上的精神病医师都是异性恋者时，吉丁斯找到了一位身为同性恋者的精神病学家，他愿意在使用面具和变声话筒掩护的前提下匿名出席。有意思的是，这番不得已而为之的掩护，本身就是对当时职业领域内以及全社会的同性恋恐惧的极佳讽刺。

讨论会上，吉丁斯还宣读了多位身为同性恋者的精神病医师的匿名证词。

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理事会将“同性恋”从精神错乱的名单上除去，当费城的报纸就此采访吉丁斯时，她挖苦地表示，自己当天看到了报上“一个精彩的头条”——“ 两千万同性恋者得到了及时治愈”。

同志图书波澜兴

吉丁斯十分关心性少数群体相关文献的可借阅程度。1970年，她了解到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一些同志会员正在组建一个后来被命名为“同性恋工作组织”(Gay Task Force)的社团。[“同性恋工作组织”，后发展为“全国男女同性恋工作组织”(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是美国仅次于“人权战线”(Human Rights Campaign)的第二大同性恋权利组织——译者注]

由于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大会也向非专业人士开放，吉丁斯于是前往一探究竟。她很快成为了“同性恋工作组织”的骨干成员，他们的首个计划是出炉一份精选而可行的同志书单。

这份书单里的37本书如星星之火，很快形成燎原之势。不断有读者来信，要求书单的编辑者就同志领域的某个专题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书目。

在1971年的美国图书馆协会达拉斯年会上，“同性恋工作组织”将首个“同志图书奖”颁给了阿尔玛·卢松(Alma Routsong)，她以Isabel Miller为笔名创作了《我们的地方》(A Place for Us)，该书后以 《佩兴斯和萨拉》(Patience and Sarah，1969)为题出版。

达拉斯大会期间，吉丁斯和同事们还想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他们在展览区设立了一个“接吻亭”，提议大家“拥抱一个同性恋”。当然了，没有哪位与会者敢于上前一试，所以吉丁斯和卢松便在前来采访的电视镜头前拥抱了彼此。

“同性恋工作组织”小组后来成为了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一个固定机构并且大受欢迎。

吉丁斯并不就此罢休，她敦促“年度同志图书奖”成为美国图书馆协会的一个正式奖项。1986年，当她从“同性恋工作组织”协调人位置上卸任之时，她终于得以骄傲地宣布，自己的这一提议被采纳了。

2001年，吉丁斯得到了“男女同性恋反诽谤联盟”(Gay and Lesbian Alliance Against Defamation)颁发的一个奖励，这个奖励以吉丁斯的名字命名，用以表彰同志运动中的突出人物，而吉丁斯本人是此奖的首位获得者。

吉丁斯还在由杰夫·杜比瑞(Jeff Dupre)执导的纪录片《走出往日》(Out of the Past，1998)中接受了采访，她字字响耳、处变不惊的口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和乳腺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之后，吉丁斯于2007年2月18日去世。她的爱人拉赫森比她晚些辞世。

吉丁斯与拉赫森一起，把同志运动进行到了她们生命的最后时期。两人一致决定把她们大量的藏书、文件和图片捐献给图书馆及档案馆。毫无疑问，这将为学者和其他读者了解同志运动、了解这对伴侣终生不渝的爱情提供丰富的资源。

戴尔·马丁和菲利斯·莱昂

在美国社会最为保守的历史时期，戴尔·马丁(Del Martin，1921-2008)和菲利斯·莱昂(Phyllis Lyon，1924- )这两位勇气可嘉的女性成为了恋人。她们是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奠基人，她们发展和扩大了女同性恋的定义。

在她们早期的作品《女同性恋/女人》(Lesbian/Woman，1972)中，莱昂和马丁对仅仅以“性”来定义女同性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她们将“女同性恋”定义为“性欲、心理、情感和社交兴趣都投向同性的女性，即使这种兴趣没有公开表达出来。”这个概念不仅使得那些从未与女人有过性关系的女性也可以将自己归为同性恋，而且使女性认同成为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女同志运动的基础。马丁和莱昂还因保持了超过五十年的忠实关系而成为女同伴侣的典范。

筚路蓝缕

1921年5月5日，马丁出生于旧金山;莱昂则于1924年11月10日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Tulsa)，但她也在旧金山长大，并在那里接受教育。二人均在大学攻读新闻学，马丁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莱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949年，戴尔·马丁与菲利斯·莱昂在西雅图一家出版公司工作时相遇。其时，马丁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是一位29岁的拉妈，而莱昂则是25岁的“直人”。1952年，她们相恋了。1953年，她们搬到了旧金山。随后的五十年，她们从未分开过，也没搬过家。

1955年，在与其他女同性恋交流的的过程中，她们和一群朋友成立了一个叫做“比利蒂斯女儿”(Daughters of Bilitis)的组织。命名源于皮埃尔·路易(Pierre Louÿs)的一本女同情诗集《比利蒂斯之歌》(Songs of Bilitis)。这个名称是特意选择的，同志们一看便知，外行则不知所云。

1956年，“比利蒂斯女儿”发行了一份十二页篇幅的油印通讯，名为《阶梯》(The Ladder)，由莱昂编辑。原本并不激进的“比利蒂斯女儿”很快与“玛特欣协会”(Mattachine Society，一个主要由中产阶级男同性恋者组成的社团)建立了密切联系，而“比利蒂斯女儿”也成为第一个全国性的女同性恋社团，《阶梯》则成为首份公开的女同期刊，得以全国发行。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保守氛围，“比利蒂斯女儿”的会员身份是保密的，莱昂也在最初几期《阶梯》中使用了笔名。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比利蒂斯女儿”已风行全国，发展到芝加哥、纽约、新奥尔良、圣地亚哥、洛杉矶、底特律、丹佛、克里夫兰和费城等地。六十年代早期，《阶梯》的订阅量达到了500份，而实际上它的读者远不止这个数目，因为一本杂志往往在很多不敢订阅的人们之间辗转相传。

尽管莱昂和马丁为组织竭尽所能，但是，年轻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涌现了出来，并且试图夺权，以便让“比利蒂斯女儿”变得更具斗争性。到七十年代，莱昂和马丁已经不再是这个组织的领导者，而该组织也很快解散。

中流砥柱

与此同时，莱昂和马丁已在旧金山当地政坛和成立于六十年代中期的“宗教与同性恋理事会”(the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中表现相当活跃。“宗教与同性恋理事会”致力于帮助同性恋酒吧免遭警察骚扰。1965年1月1日，警方对同志新年派对的粗暴干涉引发了旧金山宗教领袖们的谴责。随后，“宗教与同性恋理事会”推动同性恋相关的法律改革、并采取其他措施来改善旧金山同性恋者的处境。

1970年，马丁写了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刊登在《倡导》(Advocate)上，题为《别了，我疏远的兄弟们》(Goodbye, My Alienated Brothers)。文中，她谴责了同志运动中的男性沙文主义。那时莱昂和马丁常常开玩笑说，女同志们应该在同运阵营中自立门户，但实际上她们后来为加强男同和女同的团结付出了很大努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莱昂和马丁还致力于消除妇女运动中的“女同性恋恐惧”。尽管在“国家妇女组织”(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中有很多杰出的同性恋者，但是有些领导人，包括该组织奠基者之一的贝蒂·弗瑞丹(Betty Friedan)在内，都表现出恐同态度。1971年，在洛杉矶的“国家妇女组织”全国大会上，该组织最终通过一项决议，确认对女同性恋的压迫是一项女性主义议题。

1972年，莱昂和马丁还协助成立了“纪念艾丽斯.B.托克拉斯民主俱乐部”(the Alice B. Toklas Memorial Democratic Club)，以帮助女同性恋者竞选公职。其后，莱昂和马丁都在若干的市委会及其他公共部门工作过。

孜孜不倦

1972年，莱昂和马丁出版了她们最重要的著作《女同性恋/女人》，这本书至今依然是了解20世纪美国女同性恋生活的一本关键读物，涉及性、心理健康等很多问题。在1991年该书20周年纪念版中，莱昂和马丁补充了一些新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女同性恋者对20世纪美国历史的影响与日俱增。

她们1973年的作品《女同性恋的爱与解放》(Lesbian Love and Liberation)则捍卫了个人对性的选择和自主。

在为同志议题著述和演讲的同时，马丁还是反对家庭暴力的先锋。1976年，她出版了《受虐的妻子们》(Battered Wives)，该书谴责了婚姻制度中的不平等和普遍存在的对女性的蔑视。

1976年，莱昂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育学博士学位，专攻性学研究。之后她担任“全国性学论坛”(the National Sex Forum)的领导人，成为享誉全国的性学专家。

1979年，二人在旧金山开办了一家费用从优的妇女诊所——“莱昂-马丁健康服务”(Lyon-Martin Health Services)。

无论是作为循循善诱的教育者还是高瞻远瞩的活动家，自同性恋运动之始，莱昂和马丁就是风云人物。1995年，二人帮助组建了“老年女同志变革组织”(Old Lesbians Organizing for Change)，并双双作为代表出席了1995年的白宫老年大会。

2002年是二人五十周年纪念，电影制作人琼.E.拜伦(Joan E. Biren)发行了一部有关她们生活的纪录片，名为《再无隐秘：戴尔·马丁和菲利斯·莱昂的时代》(No Secret Anymore: The Times of Del Martin and Phyllis Lyon)。

银发新娘

2004年2月12日，莱昂和马丁在旧金山市陪审员梅布尔·藤(Mabel Teng)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此前旧金山市市长加文·纽瑟姆(Gavin Newsom)批准向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仪式后，马丁说：“半个多世纪以前，菲利斯和我互许终身。今天，旧金山通过平等和公正，向我们表达了忠诚。”

她们的婚姻很快被加州最高法院以纽瑟姆市长无权颁发结婚证为由宣告无效。莱昂和马丁随后加入一场挑战加州法律合宪性的诉讼，诉因是该法将婚姻局限于异性夫妇。在经历了地区法院胜诉和上诉法院败诉之后，案子最后由加州最高法院审理。

2008年5月15日，一份以4：3的法官意见做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书发布了。在这份由大法官罗纳德·乔治(Ronald George)执笔的裁决书中，加州最高法院判决支持婚姻平等，宣布加州法律剥夺同性伴侣婚姻权的做法违宪。

为了向莱昂和马丁致敬，纽瑟姆市长安排这对伴侣受领法院终审判决后颁发给同性伴侣的第一份结婚证书。2008年6月16日下午五点，市长在市政厅的一个私人庆典上为她们主持了婚礼，紧接着又举办了一个面向亲朋好友及新闻媒体的招待会。

当之无愧

马丁和莱昂成为加州高院裁决后第一对“领证”的同性伴侣，实在当之无愧。正如“全国女同性恋权利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Lesbian Rights)的执行官凯特·肯戴尔(Kate Kendell)所说，莱昂和马丁在同志平权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一个一旦出柜就会失去一切的时代，她们出柜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她们一直顶着风险大声疾呼。她们所做的，我做不到，我相信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也都做不到。”

让她们成为第一对合法结婚的同性伴侣，肯戴尔说，“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承认她们功勋的最起码的一件事。”

马丁和莱昂是现代同性恋运动的鼻祖，她们见证了同志运动从谨小慎微的最初起步，到男女同性恋解放呼声的高涨，再到同志平权进入主流政治领域的发展历程。

令人悲痛的是，婚后仅仅三个月，戴尔·马丁即于2008年8月27日，撇下莱昂、女儿和外孙们，撇下千千万万的仰慕者，逝世于旧金山。

5 代表人物 编辑

女同性恋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上占据了半壁江山，是女性主义萌芽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核心动力。

弗吉尼亚·伍尔芙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英国女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的成员之一。最知名的小说包括《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雅各的房间》(Jakob’s Room)。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西方现代文学上的杰出地位，还由于她对当时英国社会中妇女地位低下强烈不满，并尖锐地抨击当时英国文坛上弥漫的歧视妇女的倾向。她的评论集“A Room of One’s Own”(“自拥的房间”)有一句名言：“a woman must have money and a room of her own if she is to write fiction”(“倘若一位女性打算写小说，她必须要有钱和一间属于她的房间”)，集中地表达了她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批评。

弗吉尼亚提出，女性作家必须寻找能表达自己的语句，而不是借用男性的、表达完全不同情感的语句。然而，弗吉尼亚并不愿意女性与男性的性别模糊，认为女性应该强调自己与男性的不同，唯有如此才能取得属于自己的地位。

凯特·米利特

凯特·米利特，爱尔兰裔，1934年出生于一个四平八稳的美国西部中产阶级家庭，是天主教徒。凯特的专业是文学，她的研究从极端男性沙文主义的小说入手，首当其冲把D.H.laurance(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henry miller(亨利·米勒，《北回归线》作者)拎了出来。她发现书里写男人要求用种种姿势做爱，女人那个快乐啊，欲仙欲死的。凯特·米利特觉得这些叙述很可疑，她是左派知识分子，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很深，推崇实践出真知，于是就召集各路女性友人说：大家请帮我个学术的忙，回去找老公男友或者一夜情也行，试试这些姿势到底是不是让女人爽到没边的?调查反馈是：不!

凯特·米利特的结论是，原来，这些男权文本写的根本不是性，而是权力关系，是他们渴望随心所欲地安排女人、甚至设计她们的欲望、身体和感受的微观政治。

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米利特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性政治》。《性政治》横空出世，因为符合整个时代潮流，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被誉为女权圣经;并几乎是一瞬间之内，为当时藉藉无名的米利特带来了声誉和金钱。《性政治》更直接把米利特送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被时代周刊评价为：“简直是女权运动的领袖。”

米利特的伟大在于她是第一个系统地把两性关系与男权社会权力结构联系起来论述的人。在那部充满热情与想象力的著作中，她指出，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完全是两码事，前者只是某些微小的生理差异，后者是父权社会一手构建却要伪装成“自然法则”的东西。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系列严密的培训系统，出生时相差无几的婴儿若干年后被培养成截然相反的两极：一是男人，他们应该阳刚、粗犷，政治、经济和家庭的绝对掌控地位;另一极是女人，她们被要求优美、温柔、驯服，生养后代，服务于夫权家庭是她们人生的唯一意义。

阿德里安·里奇

诗人阿德里安·里奇有着极高的名气和极大的愤怒。她的作品引人注目，因为它们都具有坚定不移的激进视野和炫目而动人的狂暴气质。在将近半个世纪中，她的作品将女性和女同性恋者所受的压迫带入诗歌领域。这周二(3月27日)，她病逝于加利福尼亚桑塔克鲁兹的家中，享年82岁。

里奇的作品被广泛的阅读、编选、教学，她本人也被多次采访。几十年来，她是女性主义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最广为人知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从1960年代中期就一直出版她的作品的诺顿出版社说，她写有二十四卷诗作和近十卷散文;仅仅诗作就卖出了近八十万册。

里奇处于三重边缘：她是女性、女同性恋者，也是犹太人。因此，在“身份政治”这个词被造出来之前，里奇就在她的诗歌和很多文章中表达了相关的想法。

她的诗歌和贝蒂·弗里丹的《女性之谜》异曲同工：她们都描述世代以来限定女性生命的那些令人窒息的细节，她们都令人信服的证明目前男性所掌握的女性缺乏权利的状况必须结束。

女同性恋作家、诗人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对于“强制性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批判。里奇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化不可避免地基于异性恋的模式，即女性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影响告诉她们，她们的性别身份(例如女性意味着美丽的外表和温柔的态度等)，和社会角色(妻子、母亲、情人等)，都是基于与男性的异性恋关系，而这样的模式使得女性既背离了真实的自我，又与其他女性形成竞争关系。为了使女性能够自由发展自己的人格与才能，免于受到压迫性的社会要求，与其他女性相互认同，而不是争夺男性的认可，女性应该致力于创造以女性为主的空间和文化。异性恋本身并不一定对于女性构成问题，但是从社会层面上来说，异性恋的绝对主导地位和“所有人都是异性恋”的预设、以及异性恋者因符合社会要求而享受到的特权，不仅会使得同性恋女性被边缘化和从社会图景中被抹去，更会促进对于性别形象和角色的刻板印象，从而使所有女性的自由发展受到限制。(Rich 1980)

与里奇一样，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理论写作强调作者的女同性恋视角，通过对于异性恋模式、性别角色、社会规范、性表达和性行为模式的梳理、怀疑、反思和批判，使得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层次更加丰富，角度更加多样，批判更加深入。

朱迪斯·巴特勒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年出生于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巴特勒是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在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学术领域成就卓著。其所提出的关于性别的“角色扮演”概念是酷儿理论中十分重要的观点，她也因此被视为酷儿运动的理论先驱。

“性别角色扮演”：巴特勒质疑在性与性别之间所做的这种生理的区分，主张我们除了由一整套的文化预期所以形成的特征，并不存在任何现在的生物性特征。

其性别角色扮演概念这套理论话语分析了性别身份和欲望是一种富于表演的行为，而不是本质上会变化的。即所有的性别都是“表演”，是一种模仿，而不是一种本质。巴特勒问道：“当先前认定有关异性恋体质的知识体系，被揭穿为知识为了产制本体论表面的类目时，主体与性别行为类目的稳定性，会发生什么情况?”(butler,1990,p,viii)。对巴特勒而言，扮装皇后代表“性别角色被拿来搬演、挪用、穿戴的世俗方法;它暗示所有的性别属性不过是一种拟人化演出”。巴特勒进一步把布希亚的“拟像”概念加入性别的面向，说明性别是一种模仿，“不再有起源;事实上，这样的模仿建构一种观念，就是原始物不过是模仿物的效果与结果”。(butler，in fuss,1991)。